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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夏，工人文工團部分成員及家屬在一起。

　　1960年底，省總工會接收了市工人文工團，將其改名為省總工會工人文工團。同年，文工團得到了全國總工會話劇團創作的一個好劇本《比翼雙飛》。

　　這個以發揮婦女“半邊天”作用為題材的劇目，得到全國總工會的大力支持，并特派全總話劇團導演來西安，幫易名不久的省總工會工人文工團排演，這部戲在全總支持下很快就登上了舞臺。

　　巡演中，工人反響強烈，尤其工人家屬，她們為求得自身解放，解脫家庭的羈絆，想要自力更生，像雨后春筍般紛紛成立了“加工生產服務小組”。工會干部對這部劇產生的效應贊嘆不已：“工人文工團的演出，比作幾次報告的效果不知道要強多少倍，一場演出全解決了。”

　　胡雨珠稱，當年演出這部劇時盛況空前，短時間內上演了百余場，演員連軸轉成了家常便飯，但大家都樂此不疲，因為大家心里都知道，這是為一線工人演的戲，只要工人喜歡，再苦再累都算不了什么。

　　其實，每次演出大家都比較辛苦。胡雨珠坦言，當年，只有工人文工團沒有固定的演出場地，大多是下基層演出，而且每場演出的臺前臺后演員們都肩負著多重角色，不光要演，還要裝車、卸車、裝臺、卸臺。

　　1960年，文工團又招收了一批新同志。“新鮮血液”的到來，帶著一股青年人的朝氣，個個都想盡快一展身手。排演獨幕歌劇《三月三》時，新團員都你爭我趕、生龍活虎，連樂隊演奏質量都大大提高。

　　這臺晚會巡演了近三個月，一次，適逢冬日，又是露天演出，氣溫降到了零下10攝氏度左右。大雪紛飛中，演員馬載鈞、張永春、劉志強等在臺上仍身著夏裝，盡管冷得鼻涕流到嘴邊都凍成了冰凌，他們仍認真表演。臺下觀眾看在眼里、記在心里，都說這樣的演員在文藝界都很少見到。

　　次年，工人文工團又排演了海政文工團創作的著名民族歌劇《紅珊瑚》。在初排告一段落時，聽說上海歌劇院已上演了該劇，團里決定組織主要人員赴上海觀摩。在導演楊文穎、秘書王啟光帶領下，七八名同志趕赴上海觀摩學習。

　　觀摩結束回到西安后，他們又對該劇進行了再加工。在五四劇院演出時，可謂門庭若市，一票難求。為滿足西安本地工人需要，一連演了數十場。

　　由于該劇場面大、需要的演員人數多，于是工人文工團全員出動，連專業曲藝演員鄒永學、文工團司機劉漢英也都樂呵呵地跑龍套。舞臺美術隊、樂隊隊員只要能抽出身，全都上來當群眾演員。當年，演員與樂隊、舞臺美術互相配合，相互幫忙，這樣的團隊凝聚力和協作精神也是工人文工團的又一大亮點。

　　當時，演珊妹的主要演員劉燕已身懷六甲，因無人能頂替她的角色，她硬是堅持演出。在最后一場“珊妹跳海”的戲中，大家都提心吊膽，生怕劉燕一跳胎兒會出事……“那會大家都一門心思搞好每一場演出，從來沒有考慮過個人得失……”胡雨珠如是說。

　　正當工人文工團的演出進行得如火如荼時，省總工會一道“全體下鄉去大荔縣勞動”的命令，所有的演出立即擱置，全體人員開赴大荔。

　　大家從麥苗返青到夏收，再到秋種和秋收，一直住在農民家里，和農民一起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青黃不接時，大家吃葛根粉、挖野菜充饑。下鄉勞動的幾個月時間里，有的女同志因營養不良出現了腹脹、閉經、浮腫……此情此景，同志們難免出現思想波動。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省總工會主席劉文蔚前往大荔縣看望慰問廣大勞動者。

　　胡雨珠記得很清楚，當時省總領導慰問時接近傍晚時分，天氣炎熱，蚊蟲很多，在麥場里召開大會時，劉文蔚也和大家一樣，不時用蒲扇驅趕蚊蟲。也許是他看到大家的勞動場景和生活窘境，不久便將工人文工團撤回西安。

　　從大荔縣返回后，文工團大部分同志前往陜南演出，留下部分同志參與由焦斌、王啟光執筆創作的歌劇《汽笛長鳴》。該劇描寫了解放前國民黨反動派撤退逃跑時，西安大華紗廠、西安電廠工人護廠的真實故事。為了演好這個劇目，大家分組去了大華紗廠、國棉一廠、西北申新紗廠采風，只等陜南演出的大隊人馬回來后便投入排練。

　　就在此時，工人文工團的體制又發生了變化，省總工會決定撤銷文工團，與省樂團合并。

　　得知這一消息后，整個工人文工團有人歡喜有人憂。有的同志認為工人文工團小型多樣的演出形式已不適合形勢需要，業務也難以提高，早就該轉向專業團體。而更多同志則慨嘆這么多年的努力與歷練，好不容易建成的工人文工團說撤銷就撤銷了，著實可惜……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就這樣，這些工人文工團的演員，有的調到學校任教、有的調到工人俱樂部、工廠等地工作，大部分同志則合并到省樂團。1963年，省樂團、延安歌舞團又合并到省歌舞劇院。

　　說起這些往事，現年85歲的胡雨珠老人一再慨嘆，工人文工團的同志們在省市總工會的領導下，歷經千辛萬苦、風風雨雨，為廣大工人階級創造了豐富的精神食糧，也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西安添磚加瓦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們只思貢獻、不圖索取的精神，理應受到社會的認可。”胡雨珠說。

　　再回過頭來看這些工人文工團的演員，都是十幾歲就參加了工作，當初只有小學或者初中學歷，可后來大多數獲得了高級職稱。憑什么呢?

　　胡雨珠一語道破：因為他們很早就認識到自己才學疏淺，時刻保持一種危機意識，他們深知“文學是一切藝術的基礎”，便努力閱讀各種文學書籍，還包括音樂、戲劇、舞蹈等方面的書籍。沒有老師給他們上課，他們把“課桌”放在了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們寫日記、心得體會、個人回憶錄……不放過任何歷練自己的機會，也在歷練中不斷成長。像我們的采訪對象胡雨珠就是如此，她的第一愛好就是讀書、聽音樂，她一直堅信“老師”在書本里，如今85歲了每天還堅持閱讀。

　　她在工人文工團解散后調到省樂團，由于天生嗓音條件不好，主動要求到樂團資料室工作，管理唱片、樂譜、圖書，從內心深處要求自己成為一名合格的音樂資料管理員。

　　改革開放初期，北京、上海的音樂家來到大學舉辦音樂講座，培養青年學子的音樂修養。胡雨珠也大膽走進了西安的10所大學、銅川等地的工人文化宮開展音樂欣賞講座。每次講座前，她都認真撰寫講稿，還請省樂團的專家審查指導。

　　后來，胡雨珠又有意識地走進幼兒園，免費為幼兒開設了音樂欣賞和口語課，教案全部由她編排設計，加上她與生俱來的表演天賦，很受小朋友的歡迎。

　　上世紀80年代初，工人文工團部分同志合影。

　　上世紀80年代，胡雨珠輔導過的一個5歲女孩獲得了“全國兒童講故事比賽”一等獎。這更加激勵了胡雨珠，她相繼撰寫了6部共24集的音樂欣賞和口語培訓電視專題片。這些專題片先后在央視一套大風車欄目及陜西電視臺、西安電視臺播出，還獲得了中國教育電視臺1996年度一等獎。在她80歲前后，還到社區義務開辦了10期兒童語言班，為孩子們講授她專為幼兒量身打造的語言課程，深受孩子們的喜愛，都親切地稱她為“福奶奶”。

　　胡雨珠說：“我的成長都是工人文工團一專多能的方針和藝術實踐培養出來的。”每每想到當年和自己一起奮斗過的演員們，還有那些并肩戰斗過的哥哥姐姐，如今都已是耄耋之年，甚至還有很多位已經去世……老人含著淚珠說：“工人文工團的這些故事，我必須講出來，希望更多的人記得他們……只有在有生之年，為人民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這樣才會在回顧一生的時候，不辜負工人文工團的培養，不負青春、不負韶華……”(完)

　　本報記者 蘭增干 劉詩萌 劉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