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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造型(1952年)。

　　1952年國慶節前夕，16名成員結束了在市干校半年的學習生活，來到了隸屬西安市總工會領導的文藝工作隊。市總工會也給文工隊派來了新領導——隊長馬平治、副隊長張志光，又從工廠調來幾名文藝骨干做演員。

　　文工隊隊伍擴大了，搬進了解放路臨東六路一座很漂亮的院子里，院內共有二三十間房，大家不再像過去那樣擠在一個大通鋪上，而是兩三個人或四五個人同住一間宿舍。

　　雖然院子很大，但是沒有一間可供排練的大房子，要是申請公款蓋大排練廳得花很多錢，一層一層審批，還不知拖到何時能辦成。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出現了一個奇跡：在很短的時間內，只花了很少的錢，一座有舞臺的大排練廳就矗立在這個院子的偏院里。

　　怎么回事呢?胡雨珠感嘆當年大家的精氣神，這是真正的精神變物質。在延安時期做過演員的兩位隊長，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精神，帶領全隊人員，利用院子里原有的假山石，在偏院里壘起了一座舞臺。大家將一塊塊大石頭擺在外圍，再在里邊夯上黃土，一個舞臺就在偏院的南墻下誕生了。然后又在偏院上空搭起了頂棚，一間很大的排練廳就這樣蓋起來了。從此，排練節目、形體訓練都能在這里進行，大伙很是滿意。胡雨珠坦言，這個舞臺是大家實實在在的勞動成果，她們幾個小女生貢獻太小了，吃大苦、流大汗的都是男同志，特別是副隊長張志光。

　　三年后，西安市總工會文藝工作隊改名為西安市工人文工團。就這樣，大家在東六路這個院子里度過了很多難忘的時光，留給胡雨珠的印象既深刻又美好。

　　“短小精悍，小型多樣，通俗易懂，演出與輔導相結合。”這是當年西安市總工會為工人文工團制定的工作方針，也讓同志們爭當一專多能的“多面手”，以便更好配合工會各項工作任務，適應工作需要，服務工運事業。

　　胡雨珠回憶稱，他們當年不僅要學習音樂基礎理論，還要學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理論，并做小品實習。同時，部分舞蹈演員到省眉戶劇團、獅吼劇團學習戲曲練功，還到西北藝專舞蹈系向維吾爾族著名舞蹈家康巴爾漢學習民族舞蹈。

　　大家排練演出的少數民族舞蹈不僅有維吾爾族舞蹈，也有藏族、蒙古族、朝鮮族舞蹈，還有穿著高筒紅皮靴、頭上戴著彩帶的烏克蘭舞蹈。另外，像《采茶撲蝶》《童戲》《打蠱盤》《荷花舞》《紅綢舞》《劉海戲金蟾》等傳統舞蹈，也是他們必須排演的節目。排練時，每個動作大家都得做許多遍，尤其集體舞時更要練到整齊劃一才停歇。

　　就拿排演《紅綢舞》來說，這是一個歡慶的舞蹈。胡雨珠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年排練時，大家腳下要隨著音樂節奏跑起來、跳起來，臉上表情還要到位。演員手里拿著一尺多寬六尺長的紅綢，全憑胳膊用力才能抖出綢花來，稍微差點勁兒，綢子就落下來了，甚至與別人的紅綢纏在一起。記得有次排練這個舞蹈，反復排練了很多次，很多人手臂都累得酸痛，導演剛說完“現在休息!”大家都直接躺倒在地板上了……

　　下廠巡回演出的日子近了，為了行動快速方便，市總工會給工人文工團配備了一輛波蘭產的大卡車，和1951年在市文工團的膠輪騾馬車比起來，真是“鳥槍換炮”。下基層演出一場接一場，接連演出的勞累也抵不過廣大職工對工人文工團的熱情。

　　胡雨珠回憶說，當年每去一處演出，工廠對演職人員非常照顧，提供的伙食相當豐富。參加演出的同志們心里覺得：如果不盡心盡力演到極致，就愧對工人兄弟姐妹了!

　　1953年，市總工會組織開辦了一屆工人文藝骨干理論培訓班，設有導演班、表演班、化妝班、舞蹈和舞美班等。學員大都是各工廠選派的文藝骨干，每個班都配有工人文工團的同志擔任課代表，協助教師開展工作。全團人員也都按各自專業隨班聽課，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讓大家都感到在專業理論上有很多提高。

　　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就要盡快運用到實踐中。1954年初，工人文工團根據市總工會的安排部署，配合工廠技術革新選排新節目。

　　當年，《人民文學》刊登出著名作家夏衍解放后的第一部新作《考驗》，非常符合當時形勢需要。工人文工團馬上把該劇劇本送市總工會審閱，市總領導看后非常高興，認為眼下很需要這種題材，并決定立即排練。

　　無獨有偶，當時上海人藝也看中了此劇，并搶先一步編排上演。得到消息后，西安市總工會馬上派張志光、王啟光和舞美設計馬載鈞到上海觀摩取經。

　　由于西安市總工會事先與上海市總工會取得聯系，說明了原委，在西安市工人文工團幾名同志到站時，當地工會已有人迎接，并安排好了食宿，讓大家一點兒也沒有陌生感，從內心深處感受到了全國工會一家親。

　　就這樣，在上海順利觀摩《考驗》劇之后，張志光等還與該劇主演、著名電影演員項堃進行了座談，并將其介紹的角色分析和布景設計等內容認真記下。因為排練心切，張志光等人歸心似箭，待了三天就匆匆趕回西安。

　　而在大本營的同志們早已摩拳擦掌，就這樣，很短時間內這部劇就被搬上舞臺。因為該劇是工人文工團組建以來第一臺大型話劇，大家思想都高度集中。彩排當晚，觀看彩排的觀眾只有市總工會領導與機關干部，可謂十分保密。其實，第一次排演大型劇目，當時演職人員心里也沒底，擔心萬一“放個啞炮”怎么是好。

　　終于到了演出當日，場內鴉雀無聲，工人文工團負責人馬平治、張志光都緊張地站在幕后，觀察臺下觀眾的反應。當他們看到觀眾喜笑顏開時，心中的“大石頭”才放了下來。

　　大幕落下，掌聲經久不息。

　　市總工會領導當即上臺表示祝賀，“你們成功了，這是一部配合工會當前主要任務的好戲。首先要組織工廠領導干部、技術干部、工會干部觀看……”市總工會領導一再贊揚該劇是一部很好的教科書，會對推動工廠技術革命起到很大作用。

　　次日，省市領導及文藝界同行觀看后紛紛贊不絕口，文藝界同行反應尤其強烈。“沒想到一個剛組建的工人文工團竟然能排出這么一部難度很大的話劇，實在是讓人刮目相看啊!”自此，工人文工團名聲大噪，市總工會也開始注重這支隊伍的擴充壯大。

　　之后，得知河南鄭州黃河水利委員會所屬的黃河文工團要撤銷，西安市總工會組織部立即與對方聯系，商調來了4名演職人員，分別是演員劉志強、李忠民和樂隊趙志鈞、尚顯通，他們都是黃河文工團的尖子。隊伍擴大了，大劇目也排演出來了，可不幸的是，張志光1960年卻因肝病永遠離開了大家。他在文工團的八年里，把這支隊伍領導得有聲有色，發展為共有50名演職人員的大團隊，在工礦企業職工群眾的熱烈掌聲中不斷成長。

　　在胡雨珠心底，記憶最深刻的莫過于他們的副隊(團)長張志光。“那會兒年齡小，不懂事，如今回憶起來才知道我們隊長是一位很聰明、有思想、有才華又肯干的人，他從來不說大話，是個實實在在干事業的人。”

　　1955年，胡雨珠演出照。

　　據胡雨珠回憶，張志光在延安劇團演過旦角，剛解放就被送往中央音樂學院學作曲。1952年10月來到剛成立的西安市總工會文藝工作隊任副隊長，主管業務。對部下的兵娃子們，他從不拿架子，演職人員也無拘無束和他說真心話。即使改文工隊為文工團了，大家還習慣叫他張隊長，他也從來沒計較過。甚至在夏季的晚上，他拉一張涼席鋪在院子里，其他演員也毫無顧忌地躺在上邊，與他一起看著星星談天說地。

　　大約是1954年，胡雨珠和張志光二人演《采蓮船》，張志光演艄公，胡雨珠則演坐在船里的女兒。“每次他都親手把船給我綁好，再幫我穿上演出的衣服，我們二人小戲合作得很好……”時至今日，胡雨珠還深深體會到老演員對新演員的愛護和關照。

　　胡雨珠慨嘆，她過早參加工作，思想太幼稚，沒有人會像家長一樣教育開導她，為自己的事業甚至人生道路設想，可是，演員出身的張志光經常會給她說一些看似批評的話。“我那會兒心里有時也不舒服，可現在想想，其實隊長是在為我著想啊!我當時十四五歲卻渾然不覺，還不高興。”當年，因為胡雨珠嗓子音域太窄唱不高，加上氣管哮喘，舞蹈很受罪，她就想轉行離開文工團。聽到消息后，張志光堅決不同意，還教訓胡雨珠：“你就是個當演員的料，別胡思亂想了。”

　　胡雨珠說，年幼的她那時根本聽不進去。張志光便開導她：“你不能光為自己想，一個戲里只有一兩個主角，多數人是跑龍套的，但這也是革命工作，沒有龍套戲怎么演?”他還專門引用了一句秦腔唱詞鼓勵胡雨珠：“人人都想把官做，誰是牽馬墜鐙的人。”張志光的這句話，在胡雨珠人生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直激勵著她和更多的小演員不斷成長。(未完待續)

　　本報記者 蘭增干 劉詩萌 劉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