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那么人的城鎮化的主體——農民工與他們的家庭，在當前的城鎮化浪潮中發展如何，感受如何，對未來有何期盼？2013年，受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委托，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開展了“城鎮化進程中的村莊變遷”調查。
此次調查由中心組織180位民情觀察員，走進全國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70多個村莊，分別與170位村干部、1120戶村民家庭代表面對面問卷調查，全面采集當前村莊變遷的真實數據，從中也了解到城鎮化對農村農民的巨大影響，以及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真實現狀。“農轉非”焦慮
對于生活在農村的一半中國人來說，城市，理應能讓生活更美好。遷入城市，仍然是一個值得幾代人為之努力奮斗的“中國夢”。我國城鎮化率目前已經超過50%，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其中包括長期處于“半城市化”狀態的農民工群體，而這一群體向市民化邁進的過程，仍處于滯后于城鎮化發展的狀態。僅半數農民工家庭希望落戶城鎮
在對農民工落戶城鎮意愿進行調查中發現，42.9%的被訪者對“落戶城鎮意愿”問題表示“說不準”“不清楚”，而明確表達了希望落戶城鎮的農民工家庭所占比例僅為50.5%，另有6.6%的農村家庭明確表示“不會到任何城鎮落戶”。
農民工“農轉非”的進度遠低于群眾意愿，并存在部分違背農民意愿的“被轉非”現象。調查顯示，85%的在外務工人員仍沒轉為城鎮戶口。而在已經轉為城鎮戶口的15%的受訪者中，存在一定的強制現象。
承擔調查的民情觀察員在海南省某村調查時了解到，由于所在農場規劃和管理的要求，這一村莊中大部分人的戶口都轉成了城鎮戶口，但在訪談中，幾乎每戶人家都表示不愿意轉成城鎮戶口。
一旦決定舉家遷出農村，在本縣的縣城生活成為不少農民工家庭的發展愿景。反映在本次調查中，農民工家庭對落戶城鎮類型的意愿最高的是縣城（42.9%），其次是50萬以上人口設區市（較大城市）（41.7%）、50萬以下人口設區市（較小城市）（31.6%）和鄉鎮（28.3%）。“轉非”三大焦慮：怕吃虧、高成本、難融入
農民工群體對落戶城鎮有哪些擔憂？本次調查顯示，對“置換”城鎮戶口的政策，現實操作方式與農民工群體的愿望存在較大落差。
調查顯示，對“愿意以何種方式落戶”這一問題上，選擇“無條件落戶，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林地經營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均保持不變”的占了受訪者的四成以上；選擇“以土地換社保”占了受訪者的兩成以上；選擇“補齊三年社會保障的”的比例只占到了受訪者的10%左右。這說明，對于用農村戶口換得城鎮戶口的條件，大部分農民還是希望保持承包地等權利。
事實上，農民對城鎮化必然帶來的“農轉非”，一直有隱憂。2010年11月，在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開展的“我心中的城鎮化”全國問卷調查中，有關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利益的變動現狀，受訪民眾也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猜測和不確定性。50.2%的被訪者認為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成為市民只是有了身份，可是目前社會保障過低，缺乏就業培訓，新市民能不能在城市過得好很難說”。更有31.6%的被訪者表示，“農民吃虧了，他們被迫放棄土地保障進了城，可又沒有在城市發展的能力，可能成為城市貧民”。
城鎮生活的高成本、難以融入的現實，阻滯了農村家庭向城鎮遷徙的步伐。在本次調查走訪的農民工當中，有超過五成的人是在城鎮租房居住，三成農民工居無定所，只有不到兩成的農民工是自購住房。
在社保方面，有超過四成（45.19%）的農民工在務工城鎮未參加任何社保。在教育方面，農民工隨遷子女中有兩成不能進入務工城市的公立學校就讀。“接不住”的落戶政策
事實上，為給農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一些旨在放寬落戶限制的政策已經出臺。然而，半月談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組織的民情調查員在云南省調查完后總結道：“在目前政策已經放寬的情況下，選擇轉戶口的農民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多，根本原因在于農民工很難在城市立足。就業問題是首要問題，沒有就業什么都是空談；其次，住房也是很大阻礙，城市房價高、房租貴，不是一般的農戶可以接受的；再次，農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這也造成了城市生活的諸多不便。”
對于農民家庭對“農轉非”的謹慎、猶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徐小青在接受本調查中心專訪時表示，在目前的政策和社會環境下，出現這一現象完全可以理解。
雖然農民工申請落戶的政策在許多地方已經放開，但由于打工族達到“有穩定職業且工作滿三年”要求并不容易，而在不斷高漲的房價、房租面前，“有合法穩定住所”無疑也是一道門檻，因此一些政策在現實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并不強。更有少數地方推行的落戶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農民的真實意愿，農民進城的愿望自然不高。（許小丹詹琳郭興）
責任編輯：liu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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