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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在工作室接受專訪 楊小兵 攝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當代文學大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暫坐》，在2020年第三期《當代》雜志推出后，無論在文學界還是社會層面，猶如平靜的湖面涌起陣陣漣漪，閃爍出絢麗的光彩，好評如潮，被譽為我國當代文學又一巨著。《暫坐》以現代城市生活為背景，講述一群中年女性在追求經濟獨立、個性解放、精神自由以及理想生活中所遭遇的種種困境，以及困境中所展現出的復雜人性。小說在主題思想和藝術手法上都有很大的創新和突破，達到了賈平凹小說創作的一個新高度。近日，筆者專訪了賈平凹。
筆者：賈老師，您好！您的新著《暫坐》，是您的第十八部長篇小說。您在后記里說，這部小說是您70歲前的最后一部長篇，可見您花費了極大的心力。這部描寫女性群體形象的小說，是您小說創作題材中不曾出現的“新變化”“新面貌”，您的創作思想是什么呢？
賈平凹：《暫坐》之前，其實還有一個小長篇《醬豆》的初稿，先修改整理出了《暫坐》，然后再修改整理出了《醬豆》。《暫坐》在《當代》雜志推出后，七八月份，兩本書將同時出版單行本。到了這般年紀，寫作應該是隨心所欲的，寫自己長久以來想寫又沒有寫的東西。談不上什么“新變化”“新面貌”，只是像水流著，流到哪兒是哪兒，因往下流的地勢不同，流量不同，呈現的狀態、顏色、聲響越不同而已。
筆者：您之前的長篇小說作品多以鄉土題材為主，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次，您的筆觸深入到現代城市生活，而且通過這十多位美麗優雅而又各自有一段難以言說的傷痛個人史的女性人物，構成了生動鮮活的“西京”生活故事，這是您在長篇小說藝術上的一個新的突破，您能講講創作這部小說的心理動因嗎？
賈平凹：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可以說，不了解農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國。我大多數作品都是寫鄉土的，寫近百年中國的歷史演變，而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發展，現在城鄉的概念進一步模糊，大量農村青年進入城市，農民和市民無法分清，時代變了，社會變了，文學當隨時代、社會，文學自然也要變化。我在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應該寫寫城市生活。其實也寫了許多城市題材的作品，除過大量散文外，小說也不少，比如《廢都》《白夜》《土門》《高興》，但還都是寫鄉下人進了城的故事，而《暫坐》中雖也有從鄉下進城的人物，大多已經是完全的城市人了，過的是真正的城市人的生活了。
筆者：《暫坐》的創作背景很是貼近時代，您準確而深刻且藝術地反映了當下正在演進中的歷史生活，這十多個女性形象非常鮮活而生動，您能講講您的藝術原型嗎？
賈平凹：小說都是有原型的，但原型在小說寫作中僅起到一種誘發寫作的沖動和寫作的切入，寫作起來了就無關于原型。《暫坐》里的那些女子，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的一群女性形象，這我在后記里已詳細說過。不僅那些女子的故事，還有所在城市的街巷，都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小說是不能對號入座的，一對號入座就荒唐和尷尬了。發現和表現靈魂的真實、情感的真實才是小說的精髓。
筆者：《暫坐》采用了“人物+地點”這樣的“短片”局部寫法，構成了波瀾壯闊的“長片”完整風貌，這樣的筆法使得人物形象更為豐滿和立體，是一種藝術上的新突破，能談談您的藝術心得嗎？
賈平凹：小說是怎么寫都可以的，尤其現代小說。建筑因地勢而賦形，小說以內容決定形式么。《暫坐》是寫群像的，又是寫日常的，采用“人物+地點”的寫法，宜于更好地表現人物，又宜于節奏的緊湊，還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實感。
筆者：在長篇小說《暫坐》里，您采用散文化的藝術手法來塑造人物形象，具有濃厚的古典小說韻味，體現了您的審美追求。散文化的小說表現手法，在您的筆下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您是如何結構這部小說的，這樣的結構藝術難度和優勢在什么地方？
賈平凹：《暫坐》里人物眾多，又沒有離奇的故事，僅僅有個輪換去醫院照顧夏自花的線索，那么，為了寫好人物，就得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日常生活的細節，注重這些人物微妙的心理變化和表情，這樣才能使小說好看。而大量的市井描寫，生活的智慧性的感悟則彌漫和充盈其間，才能使小說有一種韻味。為了結構的需要，其中馮迎的死亡、迎接“活佛”，等等，都是有其講究的。
筆者：在《暫坐》里，您塑造了俄羅斯女性“伊娃”的形象，并通過她的“眼睛”來打量當下社會生活、勾連起整個女性形象，通過這個帶有“陌生”和“外來者”視角的“伊娃”，您想告訴讀者什么呢？
賈平凹：伊娃的角色是小說結構的需要。伊娃的視角其實就是作者的視角。采用“外來者”或“跳出來”的視角，這樣更容易表現作者的一些企圖：小說并不是僅僅寫寫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還應有生活的智和慧。試想，我們在閱讀任何一部小說，是不是從中想受到一些思想的精神的啟示和感悟、一些生活的智和慧呢？我讀小說，就是這樣讀的，如果其中沒有那些思想的精神的啟示和對生活的智與慧的感悟，那有些可摘可抄的好句子也行么。否則，就把所讀的書扔了。
筆者：您在小說里有這么一句話“別說我愛你，你愛我，咱們只是都餓了”——婚姻與愛情的實質不單單是情感，而最重要的是生存的條件，沒有生存的條件，愛情就無法附麗，您的這句話是在表達這層含義嗎？
賈平凹：這句話是別人說的，之所以用在此，也是表達當下的一些婚姻愛情的實況。世上或許有純真的愛情吧，但現在的社會里更多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即使走在一起了，也多是“餓著”，“吃了飯”便各走各的。正如此，《暫坐》里的女子追求經濟獨立，要自我，要自由，要時尚，要瀟灑，要文藝范兒，才多是未婚或離婚后的單身。這是別一樣的時代，這也是別一樣時代里的一群別一樣的女子。
筆者：《暫坐》后記里引用了一段古文，“墻東一隙地，可二畝許，誅茅夷險，繚以土垣，垣外雜種榆柳，夾桃花其中”——您說“這是她們的生存狀態，亦是精神狀態”——這句話是否說，當下社會的女性生存與精神狀態處在雙重的矛盾之中，一是她們各自噴吐著芳華的嬌嬈，二是她們又處在艱難的困苦之中？
賈平凹：你說得對。《暫坐》中的女子是一群別樣的小團伙，她們在美麗著奮進著，同時在凋零著困頓著。我說過，風吹風也累，花開花亦疼。這群人代表著城市的時尚，猶如道邊的樹，是美的風景，能標示著風向，但大風來了會斷枝折股，即便是微風，那葉子也在不停地搖晃翻動。
筆者：世界如若老子所說是“混沌”的，那么，“混沌”的世界里“清水出芙蓉”的女性，無論是在心理和情感上，或者是身體上，都擔負著比常人或者男性更為沉重的東西，這些沉重的東西，構成了您筆下這十多個女性搖曳的姿容和難以言說的苦痛，這就是女性的兩難嗎？
賈平凹：是呀，這也是我最初想寫《暫坐》的原因。這群人看似光鮮，其實辛酸；表面看似熱熱鬧鬧，卻每個人都很孤獨。
筆者：《暫坐》與您的《秦腔》《山本》等長篇小說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藝術手法上，走進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尤其是您關注女性命運和女性生存，全然展示出一個新時代作家的風貌。可以說，這部小說勘破了當下社會女性精神與生存的真實狀況，必將是您文學創作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您怎么認為？
賈平凹：也不敢說創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但可能在以后會繼續寫些關于城市生活的作品。我讀過一篇文章，里邊寫道：“城市越是現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越是艱難，其惶然命運的無望，失去信仰的撐持，遠離存在的意義，彼此相交集，各自成障礙，表面常來往，實際不兼容，每個人都自我中心，每個人又身處邊緣，不見外表的沖突，卻在群體中大感不適，既虛弱又脆弱，既無力又無奈，既有所縈懷又無動于衷，情感的損傷無法療治，精神的蒼白難于慰藉。”現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們看到的東西，然后把它表現出來。
筆者：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家狄更斯在《雙城記》里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您的這部長篇小說，既反映了這個時代昂揚奮進的主流氣象，也揭示了這個時代腐朽的“壞”的一面，尤其是您的筆下被“雙規”的領導，為當代文學奉獻出一個“新的人物形象”，這個形象的特殊意義是什么？
賈平凹：那個被“雙規”的領導，為此而引發的一系列事情，連同所描寫的霧霾，以及所有的市井現象，都是那些女子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背景。因為那群女子只能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追求故事為什么發生，從而表達人類生存的困境，并探討復雜的人性。
筆者：除過小說的后記，您還想對廣大讀者說點什么呢？
賈平凹:有的書宜于快讀，有的書宜于慢讀，如果讀《暫坐》，還是慢慢讀著為好。 □柏樺
1988年
1995年
1996年
2005年
2014年
2018年
《暫坐》后記 □賈平凹
在我七十歲前，《暫坐》可能是最后一部長篇小說。酷暑才過，書稿剛完。字數是二十一萬吧，整整寫了兩年，這比以往的任何一部書都寫得慢，以往的書稿多是寫兩遍，它寫了四遍。年紀大了，愛彈嫌，彈嫌別人，更彈嫌自己，總覺得這樣寫著不行，那樣寫著欠妥，越是時間不夠用，越是浪費時間。
《暫坐》寫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經生活了四十多年，對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從客廳到廚房，由這個房間到那個房間，無論多少拐角和門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寫它的小說不多，許多人認為，我是鄉村題材的作家,其實現在的小說哪能非城即鄉，二十一世紀以來，城鄉都交織在一起，人不是兩地人了，城鄉也成了我們身份的一個分布的兩面。
突然想寫《暫坐》緣于我樓下的那個茶莊搬走了。茶莊在的那些年，我每日兩次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飯前，一次是晚飯后。喝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將就，我已經被培養成喝茶貴族了，茶莊卻搬走了。人在身體好的時候并不覺得呼吸有多重要，一旦病了,才知道呼吸的重要，且一呼一吸是那樣的緊迫，一刻不停。
茶莊賣著全城最好的茶，老板竟是一位女的，人長得漂亮，但從不施粉黛，裝束和打扮也都很中性。我是從那時候，醒悟了中性的人往往是人中之鳳。她還有一大群閨蜜，個個優游自尊，儀態高貴。我曾經納悶：為什么男的沒有，女的卻有閨蜜呢？而且她的閨蜜還那么多？后來我也醒悟了，女的比男的有更多的心事，無論多么了不起的女的，她們都需要傾訴，閨蜜就是來做傾訴的。那些閨蜜們隔三差五地來茶莊聚會，那是非常熱鬧和華麗的場面。這如一個模特在街上走，或許有人回頭看，而十多個模特列隊在街上走，那就滿街注目。我是在茶莊看見了她和她的閨蜜，她們的美艷帶著火焰，令你怯于走近，走近了，她們的笑聲和連珠的妙語，又使你無法接應。
她們充滿活力，享受時尚，不愿羈絆，永遠自我。簡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們就有多深的溝；你有云，云中有多少鳥，她們就有水，水中就有多少魚。她們是一個世界。
現在，茶莊搬走了，不知是因經濟下滑，還是強有力的反腐，作為奢侈品的高檔茶已越來越難賣了，或者因房租太貴，員工的工資一再上漲，經營再也無法為繼？而留給我的只是嘆息，看茶碗在渴著，看蠟燭要燒死。
她們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暫坐》的文本。《暫坐》以一個生病住院直到離世的夏自花為線索，鋪設了十多個女子的關系，她們各自的關系、和他人的關系、相互間的關系、與社會的關系，在關系的脈絡里尋找著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文所寫：“墻東一隙地，可二畝許，誅茅夷險，繚以土垣，垣外雜種榆柳，夾桃花其中。”這是她們的生存狀態，亦是精神狀態。而菟絲女蘿蔓延橫生，日光漏葉瑩如琉璃，敘述以氣流布，凝聚為精則是結構之處。其中更有著陸以可的再生人父親出現的奇異，有著馮迎幽靈縈繞的迷離，使這人間的人確實有了兩種：人類和非人類。也時空轉換著，一切都有了起伏不定、黑白無常的想象可能。
《暫坐》中仍是日子的潑煩瑣碎，這是我一貫的小說作法，不同的是這次人物更多在說話。話有開會的，有報告的，有交代和叮嚀，有訴說和爭論，再就是說是非。
《暫坐》里雖然沒有“我”，我就在茶莊之上，如燕不離人又不在人中，巢筑屋梁，萬象在下。聽那眾姊妹在說自己的事，說別人的事，說社會上的事，說別人在說她們的事，風雨冰雪、陰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鹽、生死離別、喜怒哀樂，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離別的周而復始的受苦，在隨著時空流轉過程的善惡行為來感受種種環境和生命的果報，也明白了有眾生始有宇宙，眾生之相即是文學，寫出了這眾生相，必然會產生對這個世界的“識”，“識”亦便是文學中的意義、哲理和詩性。
在寫這些說話的時候，你怎么說，我怎么說，你一句，我一句，平鋪直敘地下來，確實是有些笨了，沒有那些刻意變異和荒誕，沒有那些華麗的裝飾和渲染，可能會有人翻讀上幾頁便背過身去。但我偏要這樣敘述。在這個年代，沒有大的視野，沒有現代主義的意識，小說已難以寫下去。這道理每個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長時間里，我們都在讓自己由土變洋，變得更現實主義。可越是了解現實主義就越了解超現實主義，越是了解超現實主義也越是了解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文學的長河，在這條長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灣、灘、潭、峽谷和渡口。超現實主義是生活迷茫、懷疑、叛逆、掙脫的文學表現，這種迷茫、懷疑、叛逆、掙脫，是身處時代的社會的、環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階段的原因。處理這些說話，一勁地平穩、笨著、憨著、澀著，拿捏得住，我覺得更顯得肯定和有力量，也更能保持它長久的味道。盡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現實主義的元素，豐富自己，加強自己，來從事適合國情和自況的寫作。視野決定著器量，器量大了，怎么著都從容。
寫過那么多的小說，總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風格不是重復，支撐的只有風骨。《暫坐》就試著來做撐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它的突破每每以失敗為標志，俄羅斯的那個伊辛巴耶娃似乎從沒有見好就收。
齊白石在他晚年的繪畫中，落款總是要寫上八十幾歲或九十幾歲，這是一種釋然，還是一種炫耀？而《暫坐》之所以敢純寫一群女的，實在是我不自信使然。寫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寫她們，是她們在寫我，這種矛盾和分裂隨處可見。寫到了最后，困擾我的是，這些女人是最會戀愛的，為什么她們都是不結婚或離異后不再結婚？世上的事千變萬化，而情感是不會變的嗎？還是如看到的那句話：別說我愛你，你愛我，咱們只是都餓了。我就這么疑惑著，猶如這個城市在整個冬季和春季所彌漫的霧霾，滿天空都是個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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