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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于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

　　1935年8月1日，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確立的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名義草擬《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國時報》上正式發表，不久輾轉傳入國內。
　　時為燕京大學教授的著名哲學家張東蓀，以其驚人敏感注意到了這個動向，而在《自由評論》雜志率先發表文章，響應“八一宣言”。他在文章中對中共在此前后的主張作了比較，斷言“八一宣言”是中共政策轉向的標志，并列舉了所謂中共政策轉向的五大標志：
　　——一個向來主張除私產的黨，現在居然說保護財產和營業的自由了。
　　——一個向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黨，現在居然說實行民主自由了。
　　——一個向來主張全世界革命的黨，現在居然說為國家獨立與祖國生命而戰了。
　　——一個向來受命于第三國際的黨，現在居然說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了。
　　——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斗爭為推動力對于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愿意與各黨派不問已往仇怨都合作起來。
　　張東蓀尤其強調：“我們歷來不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而只反對一黨專政，以為一切罪惡皆由此而生。現在共產黨提議合作是顯然放棄了專政，這真是一件最可慶幸的事了。”
　　張東蓀為此熱情洋溢地歡呼：
　　“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于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
　　姑不論張東蓀對中共既往政策的概括是否完全準確，其對中共當下政策調整的描述確實非常到位。
　　因應著全面抗戰即將爆發，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形勢，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戰略轉折至此揭開了序幕。

　　重大戰略轉折首先表現為黨內政治生活的變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抵達甘泉縣下寺灣，聽取了地方黨組織關于肅反問題的匯報。張聞天、毛澤東一致表示：陜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立即釋放劉志丹。常委隨即分成兩路，毛澤東率部隊去前方，張聞天率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進駐瓦窯堡。當事人郭洪濤多年后回憶：
　　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同志領導的。他派王首道同志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除王首道以外，由董老（負總責）、張云逸、羅邁和我參加。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
　　五人小組迅速查清了問題，于當月釋放了關押在瓦窯堡的劉志丹等十多位陜北根據地重要領導人。張聞天親自主持為劉志丹平反的大會，并以中央最高領導人的身份發表了講話。
　　從富田事變起，對黨內持不同意見者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竟然衍為風氣，肅反擴大化步步升級，使蘇區蒙受慘重損失。長征路上，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肅反擴大化暫時消停。但到陜北根據地之后，在站穩腳跟之后，肅反擴大化會不會卷土重來？這是黨內許多同志所關切的。以劉志丹案件為標本，張聞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以暴力手段對待黨內持不同意見者，這樣的傳統是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張聞天不只致力于平反黨內的冤假錯案。在他看來，黨內不許“整人”，社會上同樣不許“整人”。1936年1月27日，張聞天主持擬定一份關于宣傳工作的文件，他在文件中要求各級黨部“根據目前形勢與黨的策略路線，來檢查我們過去的宣傳工作。”根本糾正過去宣傳的“殺盡反革命，殺盡團保甲；”“殺盡地主富農”等錯誤口號。在社會上亂捕亂殺，是極左統治的癥候。四川通、南、巴曾經是張國燾的大本營，現在一些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大多記得，張國燾治下的通、南、巴，殺人是很隨便的一件事。只要誰被指控為地主或是其它壞分子，不需要經過任何程序核實，馬上就可以拉出去砍頭。
　　這種政策調整，具有革命性意義。尊重生命，保障人權的理念自此在延安逐步發育。

　　“執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抗戰以前，中國社會的主流話語，是占據執政地位的國民黨的獨裁話語。
　　1928年10月，國民黨政府頒布《訓政綱領》。1931年，又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規定訓政時間為六年，到1935年結束。訓政期間，由國民黨獨攬政權，訓練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智、復決四種權利；人民只有服從國民黨才能享受公民權利，國民黨可在必要時對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利加以限制。
　　國民黨的獨裁話語，遭到國統區知識階層的強烈抵制。張東蓀反駁說：
　　就中國人民知識能力不夠來說，倘使為事實，則必是全國的人民都如此，決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訓，另一部分人民能訓。被訓的人民因為沒有畢業，所以必須被訓。試問能訓的人民又于何時畢業過呢？何以同一人民一入黨籍便顯分能訓與被訓呢？可見訓政之說真不值一駁。所以即主張中國人民程度不夠，勢必亦得不著訓政的結論。
　　張東蓀認為，國民黨訓政理論完全是騙人的謊言。它所要實行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的結果，顯然是失敗的，“以事實來說，一訓而失東三省，二訓而增加國債數倍于北洋軍閥時代，三訓而赤匪遍地，農村成為普遍的破產。”
　　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反省，把內憂外患完全歸結為它的敵人即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雙重破壞的結果。舉起右手打倒共產主義，舉起左手遏制自由主義，成了國民黨當局壓倒一切的最優先的目標。為此，從三十年代起，蔣介石就開始求助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把法西斯主義看作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有著官方背景的一家上海媒體就這樣吶喊：
　　“執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一位御用學者也赤裸裸地公開主張：
　　“中國需要有鋼鐵一樣的領袖，他用鋼鐵一樣的手腕建立革命的新中國，這樣的領袖我們應該用熱血去擁護，是忠實于三民主義的獨裁的領袖。”
　　法西斯主義主張，無論在政治、法律、經濟領域，還是在精神、道德領域，都要居于領導地位，“法西斯主義主張國家應給予一種具體的意志和權利，以便制裁一切，統治一切。”
　　政治方面，他們主張“實行組織堅強、行動活潑的民族獨裁政治，即實行國民黨的法西斯化，強力執行三民主義。”
　　經濟方面，他們主張統制經濟，即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國家主導經濟發展。
　　文化方面，他們主張文化統制政策。他們認為，應該反對和撲滅的文化，不僅包括赤色的共產主義文化，還有黃色的社會民主主義、虛偽的德謨克拉西以及天賦人權、自由平等一類“陳詞濫調”。甚至還包括“個人團體觀念”、“鄉土觀念”、“家族觀念”。
　　為此，他們要求建立嚴密的組織，首先從國民黨內部開始，黨員不論參加文化工作與否，均不許有非組織或自由的表現。“黨內完成了文化統制的基礎，再在社會各文化組織內建立黨團組織，使文化在黨內的統制影響擴大到黨外，可以更進而完成全體國民的文化統制。”
　　他們強調：在所有方面必須加強控制。“中國民眾的文化水平低落，不少社團都操縱在民主的棍子手里。這種虛偽民主現象，不但在政治上是一個致命傷，同時在文化上也是一巨大的障礙物。中國如果要發動文化統制運動，對于社會各層的社團統制當然也不能避免。”
　　總之，將中國變成國民黨獨占的中國，只能有法西斯大一統，不容一絲一毫的異質，但凡拒絕為法西斯所同化，必為異己，必予斬草除根。他們露骨地揚言：“凡有主張一切反動文化的人和物，當不惜代價使之破壞消滅”。“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治理念，至此呼之欲出。從所謂“三民主義”向著法西斯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合流，構成抗戰前夜國民黨思想路線的基本趨向。

　　“民主共和國”是一個比蘇維埃體制更適宜的選擇。

　　與國民黨的趨向相反，以平反冤假錯案，制止亂捕亂殺為發端，中國共產黨開始向著人類主流價值回歸。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就是一個繼承了五四新文化傳統、民主思想極濃厚的領導人。“他上任后，一改原來的家長制，實行集體領導，恢復黨內民主，開了中共黨史上一代新風。這在當時是得到全黨公認的。”曾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先生說。毛澤東對此也有定評，他認為，五四運動到大革命和遵義會議到抗戰開始，是中共生動活潑的兩個時期。他并戲稱張聞天為“明君”，說洛甫很民主，不爭權。
　　在“明君”張聞天的主持下，中共開始從工農專政的蘇維埃體制向新民主主義體制轉型。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宣告：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正如決議所指出的，“這些政策的改變，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蘇維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這是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是朝著政權開放跨出的第一步。
　　次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更是通過《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決議認為，“民主共和國”是一個比蘇維埃體制更適宜的選擇。它不僅出于抗日救亡的需要，而且“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決議鄭重宣布：中國共產黨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并且宣布：
　　“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權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將成為它的一部分，蘇區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并將在蘇區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進一步承諾：
　　1．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
　　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啟動，持續十年的蘇維埃工農專政體制正式終結，陜甘寧邊區政治體制改革進入實戰階段。
 
　　“邊區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15歲投奔延安，16歲入黨的何方，親歷了1941年的第二屆邊區參議員競選。那次競選，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魯藝、自然科學院三個單位為一個選區，產生一個參議員。抗大提的候選人是校長郭化若，魯藝提的是周揚，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退出競選。因此參與競選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揚。郭、周互不相讓，各有短長——
　　郭化若因參加軍委會議，委托俄文隊隊長曹慕岳替他競選。周揚則是親自出馬，除談了自己的施政意見外，還批評郭化若缺席，說明他對選舉不夠重視，將來還能保證負起參議員的責任嗎？雙方的拉拉隊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記得魯藝的拉拉隊長是我的老鄉劉熾（著名音樂家）。他能出洋相，花樣翻新。他大喊一聲：“《安娜·卡列尼娜》是誰翻譯的？”魯藝齊聲答曰：“周揚！”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選舉結果，由于抗大人數大大超過魯藝，結果還是郭化若當選。周揚上臺講話說：其實他和郭化若都是共產黨員，不論誰當選，也都得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徐老最后上臺說：他是鼓勵搞競選的，這也是將來和國民黨及其它黨派進行競選時的預演和操練。過了一陣，第二屆參議會開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個單位的選民作了傳達，其間還回敬周揚兩句，但周揚那次沒參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說他上次請假是不重視參議會工作，其實他是很重視這一工作的，而且保證一定做好，請大家監督，云云。
　　這是何方平生第一次嘗嘗民主的味道。民主的味道不賴，讓何方回味至今。
　　從1937年底開始，陜甘寧邊區就實行了選舉制度，并制定《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保證選舉能依法正常進行。考慮到大多數選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識字，邊區還從實際情況出發，創造了多種投票方法：識字多的選民用票選法，識字不多的選民用畫圈法、劃杠法，完全不識字的選民用投豆法。選民熱情很高，邊區的投票率總能維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國民黨當局對此很不服氣，由此引發一場論戰。國統區一家官辦報紙斷言：共產黨的“普選”是做秀——“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簡直就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激怒了《新華日報》。《新華日報》立予反擊，撰文介紹邊區選舉制尤其是投豆法的變遷，以此證明“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
　　《新華日報》特別強調：
　　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于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與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于選舉的技術問題并不是無法解決的。
　　顯然，真理在《新華日報》一邊。
　　邊區的普選，后來推行到所有抗日民主根據地。據周恩來統計，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據地人口共達九千萬，都建立了普選產生的地方各級政府。

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權，建立健全參議會制度，都是邊區民主建設的重要元素，一直為史家所稱道。

　　對邊區民主建設，毛澤東有過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毛澤東告訴世界學聯代表團：
　　“邊區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毛澤東說：此乃邊區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戰爭與民主制度結合起來。只要做到了這一點，總能有很大效果。“在這個制度之下，無論哪一種職業的人，無論從事什么活動，都能發揮他們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現出來。”毛澤東最后道破天機：邊區這些政治改革，有一個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陜甘寧邊區成為民主政治的模范區，成為民主共和國的標本。

    他說： 全中國也應采取這個制度，應把抗日戰爭與民主制度結合起來，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實行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果全國人民都有言論集會結社的充分自由，全國軍隊中官兵打成一片，軍民又打成一片，全國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實行之，全國的經濟建設發動了人民的力量，并與改良人民生活相連結，全國各級政府都實行選舉制度，并有各級人民的代議機關，而一切這些都是為了抗戰的勝利，那戰勝日本就指日可待了。民主制度在外國已是歷史上的東西，中國則現在還未實行。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的意義與作用。
     抗日與民主不可分割，必須把抗戰與民主結合起來，這其實也是國統區廣大的中間階級的心聲。在這一點上，中共與國統區廣大的中間階級取得了共識，奠定了憲政運動的思想基礎。
    １９３９年９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以此為發端，憲政運動平地而起。兌現承諾，結束一黨專政，實施民主憲政，甚至成了街談巷議的主題，憲政意識大覺醒，大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這類抗戰之前屬于禁忌范疇的詞匯，從此浮出水面，成了流行的關鍵詞。救亡并未淹沒啟蒙，救亡反而激活了啟蒙，提升了啟蒙，救亡運動同時構成了空前規模的啟蒙運動。
    而邊區的政治體制改革則使邊區成了抗戰與民主結合的典范，成了憲政的雛形，因而備受矚目，仿佛一顆璀璨的晨星。
    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邊區政治頗為可觀的一景。
    民主是邊區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但邊區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于民主。民主而外，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邊區政治頗為可觀的一景。
    這種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來源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體察。１９４１年，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對此有過闡述。他說： ?穴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它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就不能偏于一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中共的社會政策、經濟政策、文化政策等一切公共政策，都要具有均衡性，都要盡可能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一體保護。
    中共是一個工農政黨，維護工農利益從來爭為人先，這方面不會有問題。人人平等、一體保護，重點和難點并不在此，而只在于如何同時維護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其它工商業者的利益。所謂持平、均衡和中立，主要就取決于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其它工商業者等在蘇區歷來是消滅對象的中間階級、剝削階級，其合法權益能否得到與工農合法權益同等水準的維護。
    答案是肯定的。這種政策調整，跟政治體制改革同步甚至更早。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瓦窯堡會議決議已經宣布：“改變對富農的政策”。富農的財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除封建剝削以外，不問自耕的與雇人耕的，均不沒收。鄉村中平分土地時，富農有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之權。同時宣布，要“用比較過去更寬大的政策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
    邊區大門向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其它工商業者敞開，這在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是一個嶄新的實驗。在實驗的基礎上，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正式發布。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在農民與地主之間，政府必須持平，均衡，中立，是“決定”的一個基本原則。“決定”強調，“于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之后，又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在適當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同時獎勵資本主義與聯合資產階級，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
    “決定”并且不厭其煩地具體指示：
    ——在處理農村糾紛中，黨與政府的工作人員，不是站在農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據上述基本原則，采取調節雙方利益的方針。
    ——政府法令應有兩方面的規定，不應畸輕畸重。一方面，要規定地主應該普遍的減租減息，不得抗不實行。另一方面，又要規定農民有交租交息的義務，不得抗不繳納。一方面要規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財產所有權仍屬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對自己土地出賣、出典、抵押、及做其它處置之權。另一方面，又要規定當地主作這些處置時，必須顧及農民的生活。
    ——抗日經費，除赤貧者外，一切階級的人民均須按照累進的原則向政府交納，不得畸輕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導向，至此完全確立下來。這在法制上亦有體現，作為邊區基本法律的《保障人權財權條例》，即為例證。
    在對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毛澤東對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導向，有過精彩說明。他說：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它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系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系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 
    什么是新民主主義？從毛澤東的演說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體制，一種均衡的、混合的社會體制。它不是偏于一方，人為地制造對抗和沖突；不是利益獨占，你死我活。而是包容，妥協，兼顧。它是理性的，務實的，是切合人的通常心態和中國社會的實際需求的，因而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體制，是一種均衡的和混合的經濟體制，公營企業，私有企業和個體勞動多元并存，各得其所。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均衡的和混合的政治體制，政權向著社會各階層開放，工人、農民、地主、資本家都可以參與，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共政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可以說，新民主主義同時是一種文化，一種以開放、多元、包容為特色，接受、集納人類主流文明的融通文化。
    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宣告：“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而當時中共要建立的新中國，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就是被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就是被融通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正是融通文化，最終使延安成為圣地，成為當時中國的精神高地。
    社會主義者當然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鄉。
    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延安則是專制大一統格局下的民主奇葩。
    對民族主義者來說，延安始終高舉抗日旗幟，對他們也不乏吸引力。
    就連抗戰前一直親蔣反共的美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司徒雷登，這時也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立場，認為共產黨人首先是民族主義者，是愛國者。他因此開始接近中共，為根據地輸送了大量的人員和物資。
    融通文化也賦予中共以強大自信。毛澤東曾自豪地對美國外交官說：“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國企業家，也不能從我們的綱領中找到可反對的東西。”
    正是基于強大自信，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詩意地歡呼：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不同的路徑導致不同的命運。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使國民黨當局極為尷尬。既然中國可以有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既然中國人民可以有自由，有人權，有尊嚴，為什么還要容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呢？
    國民黨執政集團的合法性資源因此面臨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嚴峻挑戰。
    國民黨當局不敢掉以輕心。其最高領袖蔣介石親自出馬，向全國人民交出了他的答卷，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國之命運》。
    其實，早在抗戰之前，國民黨當局就試圖要給全國人民一個答卷。既然昭告天下訓政六年，那么時限將至，究竟如何打算，多少得有個說法吧。國民黨當局不含糊，他們給出的說法是法西斯主義，畢竟，三民主義不可能構成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思想基礎，只有引進法西斯主義，才能為他們繼續獨步天下提供合法性資源。墨索里尼、希特勒因此相繼成為國民黨當局的精神導師。
    但是，風水輪流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招玩不轉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質上就是世界范圍的反法西斯戰爭，法西斯主義這時已完全破產，即便在中國也是人所不齒了。國民黨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思想基礎差不多淘空了。
    本來就弱不禁風，這種情況下，中共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更給國民黨當局以致命一擊。
    國民黨當局必須應對，無可逃避。
    這種情況下推出的《中國之命運》，自然舉世矚目。但可惜，它并沒有能夠享受它的主人所期待的榮光——它實在是乏善可陳。
    《中國之命運》的核心主題就一個，即用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來置換國民黨當局昨天所推崇的法西斯主義，以此為國民黨注入一黨專政、領袖獨裁所急需的新的合法性資源。
    因此，《中國之命運》用了很長篇幅來描述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的偉大光榮。在蔣介石筆下，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真是美比天仙，艷若桃花，但他無法解釋一個問題：既然中國傳統的儒教文明如此偉大光榮，那么在西方文明東漸之后，它為什么那樣的不堪一擊，而使中國和中國人民蒙受了整整一個多世紀的苦難和屈辱呢？
    接下來，《中國之命運》對中國近代歷史作了通盤解說。把近代中國的一切成就、一切光榮歸于國民黨，而把一切罪惡、一切苦難歸于帝國主義列強、歸于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則是其鮮明特色。用意很清楚，“述我國家民族百年的經歷”，是為了“指出我國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挖空心思為國民黨臉上貼金，無非是要論證“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樣的官方意識形態。果不其然，在總結中國近代歷史的基礎上，蔣介石宣稱：
    自國家有機體的生命上說，沒有了三民主義，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指導的原理。所以三民主義是國家的靈魂。自國家有機體的活動上說，沒有了中國國民黨，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發動的樞紐。所以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
    龍身至此揮就。下面這段話，就屬于畫龍點睛了——
    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托，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
    黨即國，國即黨。黨天下理論因此天然合理。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因此非但不法，而且不義，自當人神共憤，天下同討。
    這篇文章如果出在國民黨南京開府之初，還不至于令人吃驚——那時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低潮期，也是自由民主在中國的低潮期。那時出這么一篇文章，跟周遭的話語環境，落差并不太大。但現在是什么時候？現在就國際環境而言，自由民主因著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而越來越洶涌，已經成了公認的世界潮流。就國內環境而言，則有國統區憲政運動的迭次高漲，尤其有了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示范。這種情況下，公然以一國最高元首之尊，一黨最高領袖之尊，出而為一黨專政辯護，出而與自由民主對抗，其顢頇，其狂妄，其昧于天下大勢，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也就因此，《中國之命運》甫一出世，即成炮靶，而遭中共和所有民主人士痛打。
    更可怕的是現實的批判。在蔣介石筆下，國民黨一黨專政簡直就是中國人民之福。事實卻印證著他的荒謬。就在《中國之命運》出世前夜，即１９４２年冬到１９４３年春，一場大饑荒席卷河南、廣東，由于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無能，河南人餓死了３００萬，廣東人也餓死了３００萬，都占當時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國之命運》出世不久的１９４４年，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國民黨軍隊一瀉千里的湘桂大潰退，讓日本人一直打到貴州。“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當時《新華日報》的這個社論標題可說是對中國現實極為精當的寫照。
    專制不僅是最大的災難，而且是最大的國恥。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老大積弱的形象，抬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在國際社會多少贏得了一些尊重。但是，中國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政治制度卻沒有因應著人民大眾的強烈呼聲，沒有因應著世界潮流的巨大變化而有絲毫改觀。專制就意味著背離人類主流文明，就意味著奴役，就意味著野蠻。所以，專制國在國際社會不可能真正有地位。蔣介石欣欣然于外交勝利，比如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比如聯合國創始國地位的奠定。但他不知道，這些勝利并非專制之功，而是幾千萬同胞的流血犧牲換來的。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時，高層次的腐敗鬧劇在他身邊不斷發生，而他莫不一籌莫展。國民黨當局的貪婪和無能成了國際笑話，以至于丘吉爾總是用鄙夷的目光迎接他，羅斯福甚至打算以史迪威取代蔣出任東方戰場最高統帥；越來越多的美國記者、美國外交官對國民黨當局失望乃至絕望，反復呼吁美國政府不再主要援助國民黨。
    所有這些，無疑最大限度地打擊了國民黨當局的形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國民黨當局的合法性資源。盡管國民黨當局在硬力量上暫時處于強勢，但在軟力量上，即道義上，已接近破產。“民主的才是合法的”，這是《新華日報》１９４５年２月的一個社論標題。中共有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撐腰，當然可以這么理直氣壯地向著國民黨當局叫板。
    基于同樣原因，抗戰勝利前夜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也可以這么理直氣壯地宣布：
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它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
    中共高舉起民主的標桿，自由的標桿。黔驢技窮的國民黨當局，這時已無詞以對，處于絕對下風了。
一個是向著人類主流價值回歸，從工農專政的蘇維埃體制轉向開放的、多元的、包容的、融通的新民主主義體制，最終形成聯合政府的主張，因之迅速崛起，在精神上道義上砥柱中流。
    一個是抗拒人類主流價值，固守特權，固守既得利益，固守獨占、單一、排他的傳統政治格局，最終從所謂三民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而為天下側目。 
    這就是抗戰期間，國共兩黨不同的路徑。不同的路徑導致不同的命運。至此，大局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