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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服務”決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
　　(續前)下面我們來看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是如何“為民服務”，爭取民意支持的。
　　 新加坡實行英國式的內閣制代議制民主。除有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外，還有很多反對黨。人民行動黨在歷次大選中的得票率最低的時候只有61％，高的時候84％，本屆議會得票率為75％。由于計票方法的問題，反對黨在國會中只有2個席位。
　　人民行動黨是怎么在公開競選的條件下持久地贏得多數選票支持的呢？經調查研究，大致有以下幾種因素：一是注重民意，為民服務。二是利用政府資源為執政黨大做民心工程，爭取選票，如競選時作出政治承諾，最后由政府買單。三是執政黨掌握了選舉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在選舉程序上作出有利于執政黨的安排：如選區劃分每次都可以改變，并且隨意分割，這可以把反對黨支持者集中的力量拆散；采用集選區制也很不利于反對黨取勝。四是以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包括以候選人登記制取消政敵的候選人資格；通過對法院的控制來制裁反對黨。一位外國批評家說，“在新加坡，通過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評者破產，從而使他們退出政壇，使用誹謗罪起訴來搞倒政敵，是新加坡政界高層慣用的方式。”
　　然而在以上諸種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靠真誠“為民服務”這一條，沒有這一條，而靠后面這些不正當的手段，人民行動黨肯定早就被人民轟下了臺。在我走訪的一些學者和普通人中，對人民行動黨最不滿的，也就是它采取后面這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但是，由于它真的認認真真為民辦事，也確實辦得不錯，人民也就容忍了這些。而這些也是人民行動黨的危機所在。
　　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信念是以民為本，心系群眾，關懷草根。它是怎么落實這些理念的呢？具體通過國會議員與黨的社區領袖攜手扎根基層，以為民服務為宗旨，全心投入為選區服務，多種方式聯系選民，定期接待選民，聽取民意，把脈民生，為民眾排憂解難。這些口號和方法我們聽起來非常熟悉，似曾相識。但對人民行動黨來說，這決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它是通過點點滴滴的為民辦事，才爭來了執政地位。
　　　　　　　　　　　　　　　一個議員一年最多接待了5萬選民
　　人民行動黨議員是怎么“為民服務”的呢？為此，我考察了兩個議員的選民接待活動日。根據行動黨的要求，國會議員必須每周有一個晚上接待選民，包括政府內閣成員也不例外（新加坡實行議會內閣制，政府內閣成員是從議員中產生的）。我去走訪的正好是李顯龍總理的集選區（一個選區選多名議員，而且是各政黨組團隊來競選），與他一同選區的議員告訴我，李顯龍當副總理時也要每周來接待選民，現在當總理不能經常來，但每周也要委托人來接待選民。這個集選區有5個議員，把選區分成5個小區，每個議員固定聯系一個區。
      接待我的議員說，一般情況下每次接待選民大約有40～50個選民求助（據材料，有接待選民多的議員一年接待過5萬個選民）。接待室一般在社區由議員租用的幼兒園、社區活動中心等公共場所內。一些黨的社區領袖（基層骨干）每周為議員接待選民提供志愿服務，為求助者登記、錄入、摘要、分類和提出處理建議等。不管來多少求助者，議員當晚都要把所有投訴者接待完。來選民接待站求助的問題，根本不是在我們這里看到的那么嚴重的上訪問題（或冤假錯案，或告貪官污吏，或土地被占、房屋拆遷等等），而在我們看來多數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個人小事。來投訴的問題通常是：希望能更快地分配到組屋（新加坡政府為高收入以外的居民提供的一種低價商品房）；孩子能不能報讀更好學校；外籍配偶能否申請永久居民？有的是要求找工作；有的要求暫緩還貸款或緩交水電費；有的是子女不贍養老人；有的是鄰里糾紛樓上影響樓下的安寧，等等。
　　來求助的問題并不是議員都能解決，很多情況下議員只是給來訪者提供正確解決問題的途徑和信息，對一些問題提出處理意見、建議轉交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議員有的也要求政府或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來現場辦公，當場解決一些選民的投訴。對極少數十分貧困的求助者急需要錢的，議員當場開出一張小額支票，以解燃眉之急。有關部門會十分重視議員的來信，會盡量解決求助的問題。有些大的、困難的問題，或有關部門沒有很好解決答復的問題，議員有機會向部長提出，政府專門安排了議員與部長共同進餐的場所。不管投訴的問題是否能解決，有關部門都要給予投訴者答復或給一個合理的解釋。
　　除了接待選民，議員還必須走訪選區與選民保持廣泛的接觸。訪問選區是十分辛勞的事。一種是撒網式的，利用半天時間走訪選區內的幾個點；一種是每周進行一次挨家挨戶的訪問，一戶一戶地認識居民。國會議員要確保大選前訪問每一座組屋的每個家庭至少兩次。通過訪問，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爭取選民的支持。

　　　　　　　　　　　　　　　人民行動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
　　
      人民行動黨把整個執政基礎深深地扎根在基層。人民行動黨在基層還通過各種組織為選區公民提供服務，主要有人民行動黨社區基金和人民協會。
　　社區基金是人民行動黨在基層設立的福利性機構，為社區提供一些政府基層組織所不及的服務，在社區開辦行動黨幼兒園、托兒中心、兒童圖書館、電腦輔導班等，還為選區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計劃、學生獎學金等，總之居民需要什么，就主辦什么活動。如社區幼兒園為中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低價的學前教育（如每學期收費從20多元到80多元，私人幼兒園高達800到2000多元不等）。每個組屋區都有一所行動黨的幼兒園，目的是從幼兒開始培養對行動黨的認同，也是為了爭取家長選民的支持。
      人民協會是一個半官方的非政府組織，主要從事政府不及的社區服務事務，如經營老人樂齡中心、退休人員俱樂部、兒童音樂繪畫班、電腦、健美、舞蹈班，甚至開茶室、收藏室等，組織居民進行交流、搞聚餐活動、節日慶祝、歌詠比賽、搞環境保護等，總之一切能吸引、服務居民的事他們都干。他們辦的這些活動雖然都是經營性的，但不營利，由于政府有補助，比其他完全商業性的經營便宜許多。
　　這些社區服務組織都掌握在人民行動黨的基層領導手里。這個領導就是選區國會議員。國會議員既是選區黨組織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區基金會的主席，也是人民協會的顧問。就是說，所有“為民服務”的好事都由黨的國會議員包攬。在這里，沒有黨的領導，只有黨的服務。
　　很多去過人民行動黨總部考察的中國領導人、官員和學者，都對行動黨總部小樓表示驚訝。這個執政40年成就輝煌的黨，總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機場路邊，在許多居民組屋中間一座再普通不過的只有二層高的小樓，辦公室和會議室設備簡陋，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曾多次有人提議在市中心最繁華的烏節路建一座行動黨總部大樓，黨經過反復考慮取消了這一計劃。認為黨的總部大樓建在市中心太顯眼，使人民隨時感到黨高高在上。于是黨的總部從繁華鬧市搬到了遠離市區的居民區。
　　行動黨總部這么少的工作人員，表明它沒有、也不可能承擔任何政府職能。還表明黨的核心并不集中在上面。可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選區人民群眾中。行動黨不顯示權力，而是時刻告誡不忘人民，不能脫離人民的支持。并且從制度上保證這樣做，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民主體制下一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所在。
　　新加坡是個民主制政體，但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社會自由還是有的）；有嚴格的法治，但并不充分保障現代人權；有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政府控制無所不在。
　　中國向新加坡學什么？是只學上述的后者，不學它如何在民主制度基礎上，通過政權途徑打造民心基礎，那就是對新加坡經驗的極大誤讀，會把人引向歧途。要知道是人民行動黨建立在民主制度和民心基礎上的執政，才使它有權威的統治和立于不敗之地。而五年一次的大選是一把懸在人民行動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有失去政權的危險，使它一直充滿著危機感，督促它時刻不忘記人民。這才是它認真為民服務的內在的、永久動力。
　　　　　　　　　　　　　　　　　　　“廉政”并非高薪養廉　　
      根據透明國際全球腐敗指數顯示，2005年全球最清廉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五，它也是亞洲最清廉的國家。新加坡的政府廉潔為世界所公認。新加坡所處的周圍國家和地區腐敗叢生，為什么新加坡一枝獨秀保持清廉？
　　很多去新加坡考察回來的人們告訴我們，新加坡的經驗是“高薪養廉”。很多學者和官員對新加坡的“高薪養廉”贊賞不已，躍躍欲試。如果不是中國政府官員太多和經濟能力不及，恐怕高薪養廉早已實施。
　　 新加坡是怎么保持政府的廉潔，是高薪養起來的嗎？這是我到新加坡后特別想搞清楚的問題。
　　為弄清這個問題，我先后走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人民行動黨總部、國會議員和有關政府官員。我從他們那里得到一個重要的、顛覆我們觀念的理論是，新加坡政府實行官員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來養廉的，而是為了吸引人才。國大政治學系反腐研究專家JonS．T．Quah教授告訴我，新加坡政府官員高薪制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真正開始實行的。在這以前，新加坡政府就解決了廉政問題。
　　在殖民地政府時代，新加坡也是很腐敗的。當時公務員工資不算低。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來獨立建國時，給這個沒有任何資源的新生小國留下的是大量的財政赤字。人民行動黨當時就發誓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但為了減少開支，不得不大量削減公務員的工資。所以到70年代初，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是很低的，1973年開始給公務員每年多發一個月的薪水，但水平還是很低的。
　　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減少政治領導人和高級公務員與私營企業界高級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以降低腐敗的刺激。1989年較大幅度提高工資。1994年實行部長和高級公務員年薪與6個私營企業界前4名高級人員的平均工資掛鉤的政策，部長和高級官員拿他們三分之二的薪水，并根據經濟狀況上下浮動。以2000年為例，總理年薪為194萬新元，部長為142萬新元，政務部長或其他頂級公務員在110萬新元左右。常任秘書約60萬～70萬新元，中級官員約10多萬新元。
　　從上述情況看，新加坡高級領導人的收入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兩點必須注意：一是這些拿100萬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門估計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這個薪金是政府給他們的全部收入，部長包括總理都沒有專職司機和汽車，上班開自己的車，有大型公務活動才會政府派車。他們沒有政府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險，都要自己上商業養老和醫療保險。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不能當部長，那他什么也沒有了，政府與他就沒有關系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
      提高領導人薪金的出發點，是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
      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時，單位組織去越南旅游（費用自己掏，單位補助一點），可帶家屬，費用自理。所長家屬與我們一起旅游。同事告訴我所長夫人是政府的一位副部長。根據我們的經驗，部長應該是帶著她的家屬“公游”就可以了，根本不會與我們跟團隊旅游。另一件事是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公務，有點業余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點的地方，我介紹了一個地方。部長一行四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與部長開玩笑說，我能給部長開車這是我不可想像的事。根據我們了解，我國部長出國，肯定有使館的全程安排和陪同。
　　由此看來，與其他國家比，新加坡官員是不是“高薪”制還不敢肯定，需要對隱性收入作復雜的計算。即使是高薪制，這種高薪也充滿著責任和風險，離任職務后政府沒有給他任何的保障。
　　當年李光耀提出提高領導人薪金的出發點是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職，也防止人才流失。雖然有防腐的目的，但不是主要的。
　　我們知道，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他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擔任高級領導人。他納賢的對象主要是醫生、律師、會計、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有能力、并且誠實和品德優秀的杰出人物。如果發現合適的人選，行動黨會勸他們棄職從政。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放棄200萬、300萬，甚至500萬的年薪。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來當一個部長少于100萬也是不太容易勸人家來從政的。可見，新加坡的政治生態與中國完全不同，新加坡人不太愿意從政，要從社會招攬人才。中國社會是官本位，直到今天很多大學生仍以考公務員為第一志愿。一個公務員職位招考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報名。如果實行公務員高薪，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更會偏斜，更像中國古代那樣“唯有讀書高”了。為了當官而爭斗，官場腐敗會更加嚴重。所以，不了解新加坡的背景，光看到官員的高薪，以為是高薪養廉，是很片面的。這些杰出人士來從政，不是錢所吸引的，而是要他們經濟上作出犧牲。如果是為了錢，他們用不著來當官，他們的收入本來就很高。所以，高薪的目的是為了吸引人才和防止人才的流失，但它也能降低腐敗的誘惑，會起到防腐的客觀效果。
　　 那么，人們會問新加坡政府是如何保持廉政的？據我的了解，它絕不是人們普遍流行認為的“高薪養廉”，而是有更多的其他重要因素：
　　首先，以廉政作為人民行動黨的強烈的執政理念。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像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為如此重要的執政理念。所以，人民行動黨的黨徽中間白色部分就是表明“廉潔與正直”。1959年人民行動黨贏得第一屆大選組織政府時，內閣成員就一律穿統一白色裝宣誓就職。這套白裝成了人民行動黨的黨服，在重大集會和節日，行動黨都穿它。表明這個黨以廉政為最重要的價值。為什么？
　　我們知道，新加坡剛獨立和建立自治政府的時候，它周圍的亞洲國家領袖都是貪得無厭，官員腐敗、墮落、貪污、賄賂、敲詐無所不在。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國民黨政府、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包括新加坡，政府一個比一個腐敗。這些原為受壓迫的同胞爭取自由的斗士，都墮落成為人民財產的掠奪者。人民行動黨也是在亞洲革命浪潮沖擊下，為擺脫殖民統治為同胞爭取自由建立的，但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出身資產階級，并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他們對這些腐敗深惡痛絕，他們贊賞當時中國共產黨艱苦樸素的作風。所以，他們發誓要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李光耀說，如果我們不能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我們將不能生存。（蔡定劍）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