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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循著《黃臺瓜辭》的哀惋傷感，懷著對歷史的無比敬畏，到乾陵主陵區東南約3公里的唐章懷太子墓。在這里對話上一個千年，去憑吊一個滄桑的沉痛話題，觸摸一段迷離的歷史印記。

章懷太子李賢（655-684年），史載毫無懸念，是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次子。這一史實，兩《唐書》記載是一致的。《舊唐書》云：“則天順圣皇后生中宗（李顯）、睿宗（李旦）及孝敬皇帝弘、章懷太子賢。”《新唐書》亦云：“武后生弘、賢、中宗皇帝、睿宗皇帝。”對李賢的出生時間，《舊唐書》有更明確的記載：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戊午（17日），發京師謁昭陵，在路生皇子賢。”即在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唐高宗李治親率宗室百官、皇宮嬪妃，離開京師長安，前往今咸陽市禮泉縣的九嵕山，拜謁唐太宗李世民與文德皇后長孫氏的合葬陵昭陵，武則天在途中生下了次子李賢。同時，李顯、李旦對李賢的同胞之情，《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有載：神龍初年（705年），唐中宗李顯復位，追贈賢為司徒，并遣使者到巴州迎回李賢靈柩，以親王身份陪葬乾陵，其墓制之壯麗、壁畫之精美，世人已皆知；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追加李賢皇太子身份，謚號“章懷”，與太子妃房氏合葬于章懷太子墓。若非李顯、李旦之一奶同胞，李賢怎能得到如此之尊崇。

望子成龍心切，應是父親高宗李治和母親武則天的心愿。《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記載，永徽六年（655年），在李賢出生的第二年，就被冊封為潞王，食邑萬戶。顯慶元年（656年），遷授岐州刺史，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龍朔元年（661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665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672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從小身兼數職，父皇母后之愛，由此可見一斑。到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年僅24歲的太子李弘暴斃于東都洛陽合璧宮之后。同年六月，已進入“二圣臨朝”的唐高宗和武則天立李賢為皇太子，成為既定的皇位繼承人。“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儀鳳元年（676年），高宗褒獎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于哀矜；刑網所施，務存于審察。……好善載彰，作貞斯載，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作為父親的高宗李治，親筆下詔表揚李賢：“皇太子自留守監國以來，留心政務，撫愛百姓，好善正直，是國家的希望，深副我所懷。命賞賜絹帛五百。”母親武則天先后多次寫信，勸誡教誨李賢用心學習，還親自給李賢選擇文章，令北門學士編寫了《少陽政范》，“少陽”就是東宮，是太子住的地方，叫“少陽院”，意為太子做事要遵循的守則；編寫了《孝子傳》，教育李賢怎么做一位好太子。

如此威甲天下的父皇母后之愛，讓李賢本可以成為高宗和武則天最器重的好儲君，大唐王朝的國君之門已為李賢赫然打開。然而，“千里之堤，毀于蟻穴”，玩心太盛的李賢，卻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公元668年，已被封為沛王、仍酷愛斗雞的李賢，邀請弟弟英王李顯組織一場斗雞大賽。為了殺一殺兄弟英王李顯的銳氣，李賢命做修撰的貼身秘書王勃（初唐四杰之一）寫一篇檄文，為自己手里的雞王助威。受命之下的王勃，提筆寫下了《檄英王雞文》。這一荒唐行徑，及文中的“兩雄不堪并立”“見異己者即攻”“遇到同類者爭勝”等措辭，讓年幼時親身經歷過“儲君之爭”的唐高宗李治龍顏大怒。在古代，檄文是用于征召、曉諭的官方公告，或者聲討、揭發罪行等的文書，類似于現在的政府公告，是非常正式隆重的官宣，容不得半點玩笑。拿檄文開玩笑，就是在拿官府的權威開玩笑，無論哪個朝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為。為了殺雞儆猴，以儆效尤，唐高宗直接下令“二王斗雞，王勃身為博士，不進行勸誡，反作檄文，有意夸大事態，實屬挑撥二王關系，當立即逐出長安。”

無獨有偶，李賢還有一個特殊癖好，那就是喜歡養男寵，和他的伯伯廢太子李承乾有驚人相似。當初李承乾就是因為寵幸男寵稱心，才被唐太宗李世民廢了太子之位，如今是太子換成了李賢，男寵換成了趙導生。在那個“親親相隱”（唐律對親親相隱原則作了具體規定：親屬有罪相隱，不論罪或者減刑；控告應相隱的親屬，要處刑；但對謀反等重罪不適用）的年代，當希望的肥皂泡破滅之后，哀傷悲憤之下的武則天，才讓人向高宗告發。同樣失落悲傷的唐高宗李治，下詔令宰相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會審此事。審查結果，震碎三觀！趙導生不僅招認李賢生活糜爛，“頗好聲色，與戶奴趙導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資治通鑒》卷202），還指使趙導生刺殺了被高宗和武則天倚重的正諫大夫明崇儼，更讓李治和武則天寒心的，是在李賢東宮馬坊搜出了私藏的鎧甲數百領，依唐律等同于謀逆。就這樣，從“風化案”到“教唆殺人案”再到“謀反案”，承載著唐王朝未來的太子李賢，一步步滑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主宰一個王朝的命運。面對唐王朝命運的抉擇，高宗李治遲疑不決，想著寬恕姑息。作為母親、更是政治家的武則天，對高宗說：“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在家與國的權衡之間，高宗方才下詔，于調露二年（680年）八月，廢太子李賢為庶人，幽禁在長安宮中。開耀元年（681年）十一月流放巴州（今四川）。查出的鎧甲在東都洛陽天津橋南當眾燒毀。《資治通鑒》和《舊唐書》對此均有記載。

折戟沉沙魂斷，這是一滴淚流千年的缺憾。宏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臨終前，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文明元年（684年），高宗駕崩，中宗李顯繼位，但僅一個多月就被武則天廢黜，改立睿宗李旦。不久后，武則天命左金吾衛將軍丘神勣前往巴州，搜查庶人李賢的住宅，以防備謀反隱患。“哀莫大于心死”，酷吏丘神勣到巴州后，將李賢囚禁別室，這種嚴酷的管制，徹底擊潰了李賢殘存的一線希望。暗無天日的監管下，深感已無出頭之日的李賢憂憤自殺，享年31歲。得知李賢死訊后，武則天在洛陽顯福門舉哀，追封李賢為雍王，并將丘神勣貶為疊州（今甘肅）刺史。垂拱元年（685年），武則天詔令恢復李賢雍王爵位。

“成遲敗速者，國也。”李賢如落葉般凋零，或是在家國命運面前無奈的抉擇。靜靜的時間長河里，遠去的歷史背影中，李賢踉蹌的身影、跌宕的人生和英年早逝的哀傷，雖是坎坷不平的個人命運，折射出的卻是一個令人唏噓嘆惋而又無可奈何的時代。

時空的煙云之中，漸漸消退、隱沒的史實，被忽略、被淡忘的人和事，被誤讀或遮蔽的事件，蘊含著無盡的故事和深沉的韻味，時空如是，歷史如是，人生如是。“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生活在波瀾壯闊的新時代，愿我們不因失去歷史滄桑感而讓現實蒼白輕飄。（董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