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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潼關黃河古渡口景區的張養浩雕像。

宋雨  攝

張養浩生于宋元易代之際，自幼受儒家經典熏陶，在元朝為官并三進御史臺，是有名的“骨鯁之臣”；他是元散曲的代表作家之一，一支筆道盡興亡事，為斑斑青史留下三分警策、七分感喟。

西行

八百里秦川，在潼關一帶已到盡頭。南邊是“奇險天下第一山”的華山，北邊是如同屏障一樣的中條山，兩山對峙的夾縫里，黃河徑直東折，緩緩進入豫陜大峽谷。潼關，就牢牢扼守在陜、豫、晉三省接壤的咽喉處。

山川地理如此巧妙鋪排，如天作之合般造就潼關“獨一份”的天險。千百年來，潼關既是險阻，也是通途，這里從不缺征伐者和野心家，也從不缺行者、過客和旅人。烽火邊城、鼓角爭鳴，歷史曾一次次在這個“彈丸之地”改變走向。

東漢建安十六年，曹操率軍進攻西涼，數月強攻無果，最后用計離間馬超等西方群雄，控制潼關，穩固了其北方勢力。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哥舒翰率二十萬虎狼之師血染黃河，震動京師。一條潼關道，遍地英雄冢。一生憂國憂民的杜甫在得知潼關失守的消息后，寫下著名長詩《潼關吏》，用“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表達自己對戰爭的憤怒，對民眾的同情。

1329年4月，一位特殊的過客沿潼關道而來，他便是已致仕八年的張養浩。這一年，張養浩五十九歲。當時的人們自然無法預料，這將是張養浩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更準確地講，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個多月。

張養浩，字希孟，1270年出生，山東濟南人。張家是當地一個殷實家庭，其父張郁極善經營，不到二十歲就奔走于京師和江淮之間做生意。艱辛的創業經歷，讓張郁對兒子的教育格外看重。元朝開國初年，一度中斷了傳統的科舉取士，讀書人或是進入基層政府機構當差，即所謂的“胥吏”，或是成為官員的幕僚，有的甚至當起了匠人、商人。在這樣的環境下，仍能堅持讓兒子接受傳統教育，可見張郁的遠見。

張養浩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天資聰穎，自幼喜讀詩書，“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擔心他用功過度傷了身體，甚至出面阻止他讀書。為此，張養浩白天默誦，晚上則關起門來，偷偷點燈夜讀。

19歲那年，張養浩登臨濟南城中的白云樓，以一首《白云樓賦》聲名大噪，贏得山東按察使焦遂對他的賞識和信任。焦遂舉薦他為東平學正——雖未獲得正式編制，但這卻是張養浩宦海生涯里一個轉折點。

因才學出眾，張養浩屢屢得到有識之士的推薦，特別是獲得了當時擔任平章政事（宰相）不忽木的青睞。不忽木是元代重要政治家，為官清廉、重視儒學，對這位志在“修齊治平”的青年，不遺余力地向朝廷推薦，先是推薦其擔任禮部令史、御史臺掾，后來又薦為中書省掾屬，繼而選授堂邑縣尹。一次，張養浩生病，不忽木前往探望，看到張養浩家徒四壁，不禁感嘆道：“此真臺掾也！”

在元代，御史臺、中書省和樞密院并稱中央政府的三大中樞。張養浩由最基層的御史臺掾起步，后來又擔任監察御史、行臺中丞，是為數不多的“三進御史臺”的監察官。他不畏權貴、不計禍福，敢于直諫，寫下萬余字的《時政書》，直斥朝政沉疴“十害”。此舉激怒了當時的元武宗，張養浩的一腔熱血，換來的卻是罷官離京。

文忠

2019年5月，一座五米高的張養浩雕像在潼關黃河古渡口景區落成。雕像下方，鐫刻著他留下的那首傳誦千古的《山坡羊·潼關懷古》。

潼關是東漢“四知太守”楊震的故鄉，出景區向西約7公里處，便是如今的楊震廉政教育基地。張養浩在擔任地方官時，以“四知堂”命名自己的居室，表達對楊震的敬佩之意。

張養浩當年見到的潼關當然不是今天這個樣子。此番來陜赴任，潼關僅是他經停的一處驛站。

這一年，關中大旱，疾疫蔓延，災民到處逃荒、流離失所。朝廷特請張養浩出任陜西行臺中丞，前往陜西主持賑災事宜。行臺是元朝獨創的監察公署，為御史臺的派出機構，全稱為“行御史臺”。按元朝官制，中丞是臺官，屬正二品。

自歸隱以來，朝廷曾七次征召張養浩入朝為官，他都再三拒絕了。名與利、權與勢，于張養浩而言不過是浮云。真正“請得動”他出山的人，是天下蒼生。

從山東濟南的家中出發，張養浩途經洛陽、澠池等地，所到之處，到處可見從陜西逃難出來的饑民。赤地千里、遍地哀鴻，張養浩“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路過華山，張養浩特地到西岳廟，作文祈雨，為民吁請，讀到“民饑而死”時，張養浩“涕泗被面，從者觀者皆為沾襟”。

以現在的目光來看，此舉似為不經，但在當時，這是一個誠心為民官員的至誠至敬之舉。巧合的是，沒過多久陜西境內“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

聽說朝廷派他主持賑災，張養浩的很多同僚為他擺酒設宴，接風洗塵。張養浩得知后拒絕赴宴：“此豈為樂時耶！”對張養浩來說，最緊要的是如何穩定市場秩序、籌集賑災糧食。

元朝普遍使用紙鈔，百姓拿紙鈔去買米，紙鈔稍有模糊破損，米商就說這是“昏爛鈔”，不肯收，百姓自然也買不到米。按照規定，昏爛鈔可以到行用庫中更換新鈔，管庫奸吏營私舞弊，“易十與五”，而且“累日不可得”，百姓還是買不到米，生活處于崩潰邊緣。

賑災如救火。張養浩立即檢查行用庫，發現沒有銷毀、鈔面圖紋可以看得清的紙鈔共計1085萬多貫。便在這些紙鈔背面蓋上印記，臨時流通使用。他又命人刻價值十貫、五貫的券發給窮人去米店買米，券上加蓋印記，米商可憑此到行用庫兌出錢來，“于是吏弊不敢行”，百姓得以買米活命。張養浩不惜拿出自己的錢財開設粥廠，同時奏請朝廷，希望實行納糧補官的法令，以解燃眉之急。

在陜西賑災的四個月，張養浩一直住在官署，“未嘗家居”，白天出外巡察救濟災民，晚上則祈禱災情結束、百姓安康，沒有絲毫懈怠，憂勞成疾，病逝任上，“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也是在陜西期間，張養浩寫下大量的懷古作品，既有對民生疾苦的同情，也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

1331年，朝廷下詔追封張養浩為濱國公，賜謚號“文忠”，后人尊稱為張文忠公。

浩氣

張養浩的一生幾乎貫穿了大半個元代。他出生的第二年，忽必烈發布《建國號詔》，元帝國建立。元代十一位皇帝，張養浩歷經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等八朝。

他不僅恪盡職守、心憂百姓，也善于總結自己為官的經驗教訓，著成《為政忠告》一書。《為政忠告》又名《三事忠告》，分為三大部分，皆可獨立成篇。其中《牧民忠告》總結了做地方官的經驗，《風憲忠告》總結了任監察御史的經驗，《廟堂忠告》總結了在中書省為官的經驗。這三個“忠告”分別針對地方官員、監察官員和朝廷高級官員，很有指導性，其言發自肺腑、情真意切，深受時人與后人的看重。

在《牧民忠告》中，張養浩強調戒貪止欲的重要性，勸告為官從政者只有做到謹守公廉，才能避免災禍遠離恥辱。在此基礎上，張養浩還指出家人的“喜奢好侈”是為官之人在廉潔奉公方面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他主張官員必須嚴格約束家人，更不能目無法紀在外招搖生事。

在《風憲忠告》中，張養浩列舉了監察官員容易出現的十種徇私枉法行為：“或巧規子錢，或盜行鹽貼，或荒耽曲蘗，或私用親屬，或田獵不時，或宴游無度，或潛托有司之事，或妄興不急之工，或曠官第而弗居，或縱家人而不檢。”在他看來，以上種種行為均是擔任監察官的忌諱。

在《廟堂忠告》中，張養浩以諸葛亮和元載為正反案例，奉勸身居廟堂之上的高級官員要效法諸葛亮一生清廉奉公，“二十年無尺寸之增于家”，夙夜在公以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后世百姓所稱頌。切不可像唐代元載一樣利令智昏，唯利是圖。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養浩”之名或許出自這里。張養浩曾寫過一句散曲：“云來山更佳，云去山如畫。”這如同他的道德文章和為政操守一樣，讓人回味無窮。□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