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 不良信息舉報電話：陜工網(029-87344613)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和邊區各級工會干部團結帶領邊區工人群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一九四三年，毛澤東同志題寫“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領導解放區和全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在延安，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完整科學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性飛躍；形成了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領導人才；積累了“局部執政”的經驗；培養了偉大的延安精神。
延安時期，也是中國工人運動從理論到實踐逐步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和重大轉折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各級工會組織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十多年的奮斗和探索，創造了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面，開展工人運動的經驗，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3年12月，毛澤東、陳云（中）、林伯渠（右）參觀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展覽會。
陜甘寧邊區政府
和陜甘寧邊區總工會概況
（一）陜甘寧邊區是1937年至1950年之間，在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個行政區域，包括陜西北部、甘肅和寧夏東部，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和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轄行政區，第二次國共內戰起被國民政府宣布為非法叛亂區域。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陜甘寧邊區的建制撤銷，政府解散。
1934年11月，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的西北紅軍成立了陜甘寧軍事委員會和陜甘寧蘇維埃政府；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后，建立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使陜北成為革命的中心根據地。西安事變以后，中國共產黨為了堅持國內和平，團結抗日，1937年2月，中華蘇維埃政府宣布改變蘇維埃制度為人民民主制度，將蘇區改為特區；1937年9月6日，根據國共合作協議，將陜甘寧特區改為陜甘寧邊區，成立了邊區政府，林伯渠任主席。使這一地區成為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一個地方政府，紅軍也奉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前線，對日作戰。
邊區政府轄23個縣，土地面積18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50萬人，首府延安。邊區的政權結構為：參議會，最高權力機關；政府，設邊區、縣、鄉三級；邊區高等法院。是三者統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值得說明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邊區政府的各個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邊區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都由中共頒布實施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賦予陜甘寧邊區的任務是：進行切實的抗戰動員民主政治建設，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進國防與民生的經濟建設，肅清土匪漢奸，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在全國起模范的與推動的作用。
（二）陜甘寧邊區總工會。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吳起鎮召開。會議決定撤銷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由劉少奇同志負責工會工作同年11月，全總西北執行局在瓦窯堡成立劉少奇任委員長，鄧振詢任副委員長，全總西北執行局下設組織部（部長高長久）、教育部（部長蔡乾）、國家安全部（部長朱學輝）、社會福利部（部長管瑞才）、女工部（部長劉群仙）。與此同時，劉少奇同志在瓦窯堡召開第二次各縣工會工作聯席會議，會上修改了工會章程，起草了“工會選舉法”，決定把“陜甘晉省工會籌委會”（1935年7月成立）改為“陜北省總工會委員會”；全總西北執行局和陜北省總工會委員會合署辦公。從此陜甘寧根據地的工人運動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開展起來。
1937年2月，國共合作，蘇區改為特區，全總西北執行局隨之改為陜甘寧特區工會，下設陜北、陜甘、陜甘寧三個省工會，25個縣工會。1937年6月，中共中央又將陜甘寧特區工會改為陜甘寧邊區總工會（臨時委員會），主任劉長勝。原下設的省工會改為分區工會。
1938年4月17日至22日，陜甘寧邊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陜甘寧邊區總工會正式成立，毛齊華任主任。
從1938年4月到1946年8月，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共召開過6次執委（擴大）會議；1949年5月1日，由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發起，邀請晉東南總工會、晉西北總工會、兵工部總工會，在延安召開西北工會代表會議，成立了西北總工會籌委會，5月5日籌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賈拓夫等11人為常委，賈拓夫為西北總工會籌委會主任。至此，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完成其光榮的歷史使命。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總工會籌委會于6月中旬從延安遷往西安，邊區大批工會干部和職工，隨軍挺進西南西北，去接收大城市，后來都成為新中國建設的骨干。
1943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
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30年，黨中央在延安13年；從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到1948年3月黨中央和中央機關離開延安共23年。在這期間，中國工人運動有過輝煌，有過失落，特別是從大革命失敗到1935年底，在長達8年多的時間里，在三次“左”傾錯誤的領導下，中國工會從大城市到鄉村，從白區到蘇區，從轟轟烈烈到血雨腥風，直到走上漫漫長征路，歷經千山萬水，備嘗山重水復，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艱難地求索著。長征一結束，黨中央就極為重視工會工作，恢復機構，制定方針，層層建立組織，發動工人、雇農、手工業工人入會，創辦工人學校、出版工人刊物、發展邊區工業、開展勞動競賽和勞模運動、組織工人參與各種抗日的社會政治活動，領導和指揮國統區、淪陷區和解放區的工人運動，創造了在革命根據地、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開展工人運動的經驗，為全國解放以后迅速開展的工會工作從思想理論、方針政策、干部培養到廣泛實踐積累了經驗，有多少工運干部為此付出了心血，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
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和邊區各級工會干部積極帶領邊區工人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創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陜甘寧邊區的黨史和中國工運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一）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全總西北執行局）承接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局的職能。
1935年11月成立的全總西北執行局的領導人員幾乎是蘇區中央執行局的全部班底”。其中，劉少奇、鄧振詢、劉群仙三位同志在江西蘇區就負責工會工作。管瑞才、蔡乾、朱學輝三位同志也是長征過來的，只有組織部長高長久同志是陜北人，他同時兼陜北省總工會的委員長。這就從組織上保證了工作承接的連續性。
從1935年年底開始，無論全總西北執行局，還是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對外發出的聲音，都是以全總的名義或者代表了中華全國總會。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以后，西北執行局隨即在瓦窯堡發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為聲援北平學生運動告全國工友書》，號召全國工人階級行動起來，聲援學生，反對壓迫。
抗戰爆發后，1937年12月9日，《陜甘寧邊區總工會致全國工友書》號召“工友們！我們應該要求南京政府立即給予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以救亡抗戰的自由與民主權力。”“同時，我們全國工人應立即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參加前線和后方的抗戰工作；在華北，在松滬，在各戰區組織義勇軍，游擊隊，幫助軍隊作戰。”“以工人階級的英勇參戰行為來做全國人民的模范。”
1937年12月31日，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發出《為召開陜甘寧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致全國各地工運同志及全國工友書》，寫道：“中國工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陜甘寧邊區的工人是中國工人的一部分，陜甘寧邊區總工會是全國工會、工人救亡團體的一部分。”“我們更歡迎全國工人、各地工人團體派代表或組織參觀團前來延安參加我們的代表大會，幫助代表大會進行工作。”“我們期待著你們親密熱烈的回聲。”
1938年4月，陜甘寧邊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開幕式，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發表演講，他說：“邊區工人過去在全國總工會領導下進行工作，全國總工會是在大革命時代組織的，所以邊區工人是大革命的遺產及傳統的保留者。”因為當時正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有些是不能講透的，這些講話，清楚地表達了一種傳承關系。
（二）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的重要會議和活動，特別是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開，從規格、規模、聲勢到會議作出的決議，都具有全國意義。
1938年4月17日，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召開。有正式代表近二百人，有全國各地工人團體及邊區機關、團體來賓三百人；蔣介石、毛澤東、康生、朱學范、項英、劉少奇、陳云、張國濤等人為名譽主席團；大會收到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從石家莊送來的賀電，電文寫道：“我們已經占領了河北省的石家莊，我們用這一抗戰的新勝利來祝賀你們的大會成功！”大會通過了七個通電，分致：中國共產黨中央、蔣委員長、全世界工人、全國工人抗敵總會、八路軍全體將士、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將士；1938年4月20日，毛澤東接見全體會議代表并做重要講話，題目是《結團體、打日本》，號召“工人階級必須在各種斗爭情形下，團結知識分子和可能革命的一切人民，組織起廣大的革命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救中國、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這個講話，指明了工人運動的總方向。
1943年11月和1945年1月，圍繞大生產運動的開展，陜甘寧邊區召開兩次表彰獎勵英雄模范大會，毛澤東同志都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組織起來”和“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號召，指出英雄模范人物的三大作用（帶頭、骨干和橋梁作用）。1943年，毛澤東同志為大生產運動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為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改進生產質量，激發勞動熱情，于 1941年3月頒發了《關于迎接“五一”產大競賽的各項辦法》和《獎勵模范勞者辦法》，并且成立了競賽評判委員會，員中有朱德、李富春、鄧發、林伯渠等由此可以看出黨中央對邊區總工會工作重視和支持。
（三）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和邊區工人級為支援紅軍、支援抗戰、保衛邊區、保衛中央作出了巨大貢獻，作用無可替代，功不可磨滅。
1935年紅軍到達陜北后，正直隆冬節，紅軍戰士和干部都還穿著薄不禁風的單衣。工會就發動工人和婦女，組織縫隊，趕制棉衣、棉鞋，不到一個月，使紅軍士全部穿上了棉衣棉鞋；1936年初，中共北省委提出在三個月內完成擴大四千紅的計劃，陜北省總工會籌委會積極響應，出動員600名工人參加紅軍的任務，派出部深入各縣區做群眾工作，迅速掀起工人加紅軍的高潮，勝利完成了擴紅任務。
1935年11月，劉少奇同志在第二次縣工會工作聯席會議上提出在邊區成立河水手工會的任務。陜北省總工會立即各縣工會發出通知，要求摸清黃河水手目和組織狀況。不久，在瓦窯堡召開黃水手工人代表大會，宣告成立黃河水手會委員會。當時黃河水手工會有五六人。這些黃河水手工人組織起來以后，合河防部隊巡邏沿河岸線，打造船只1936年2月至4月工農紅軍東征過程中，勇的黃河水手工人用簡陋的木船、羊皮子，在短短的時間內，把兩萬多紅軍安運抵黃河東岸，勝利回師時，四百多名河水手不停地擺渡七天七夜，又把他們回根據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黃水手工人及游擊隊，一直是一支戰斗力強的隊伍，1947年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階段，8月12日，邊區總工會派人到黃沿岸組織黃河水手工人，把后方機關、校和傷員以及其他非戰斗人員轉移到河區，七百多華里的黃河沿岸，七百多名手工人不分晝夜轉運人員和物資，水手人冒著彈雨劃船，張候本、王區回光榮牲。為此，毛澤東同志親自接見了桃花的水手工人，并同他們照相留念。
抗日戰爭爆發后，邊區工人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建設邊區、支援抗戰，為奪取抗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國共戰期間，邊區工人一手拿工具，一手拿槍，加生產，組織工人游擊隊參軍參戰、運輸物資，供應軍需給養，縫衣制鞋，擁軍優屬，付出了巨大犧牲。
（四）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在解放區民主主義政權下的豐富實踐，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建國后的工作開辟了先河，創造了模式，探索了道路，積累了經驗。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工作處在一個轉變時期，在黨的領導下，工會工作的方針任務基本上是隨著黨的中心和邊區的環境實際變化而轉移的。例如：1939年3月，陜甘寧邊區總工會第二次執委會議，明確提出目前抗戰動員中，中心工作是“努力生產，加緊學習”；1940年4月第三次執委會議，提出工會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在發揚民主、深入下層的原則下，鞏固與擴大組織，加強階級與民族教育，保護工人利益，并以全力來加強抗戰動員工作，以鞏固和保衛邊區”，還明確提出“組織、教育、保護工人的利益，是工會工作中有機的三位一體”。以后的歷次執委會議，都有明確的目標和任務。由此可見當時的工會工作“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特點十分明顯，“組織、教育、保護”任務的提出，應該是我們黨最早對中國工會職能的明確表述。
延安時期，邊區政府和工人有了自己的工業，自己的工廠，中國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得到了確立。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指出：“一個工廠內，行政工作、黨支部工作和職工會工作，必須統一于一個目標之下，這個共同目標，就是以盡可能節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開支），制造盡可能多和盡可能好的產品。并在盡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推銷出去。這個成本少、產品好、推銷快的任務是行政、支部、工會三方面三位一體的共同任務。”這個報告，明確了根據地工會工作的方向，從原則上解決了在革命政權下面，公營企業中黨委、行政與工會之間的關系問題。1943年3月1日至4月21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直屬各公營工廠會議，貫徹邊區高級干部會議精神和毛澤東同志指示。會議決定在邊區公營工廠中實行“工廠管理一元化”，既在工廠內部，廠長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廠一切。會議決定：公營工廠黨支部與職工會的基本方針和基本任務是“同工廠行政取得一致合作來完成生產任務”。
邊區工廠和工會工作規范化、法制化建設初具雛形。1940年11月1日，陜甘寧邊區總工會頒布了《陜甘寧邊區總工會戰時工廠集體合同條例》（共7章48條），對公營工廠工人工作的時間、假期、工資、休假、學習、待遇等都作出了詳細規定，與此同時，邊區政府頒布了《調節勞資關系辦法》，主要應用于邊區民營工廠，用工資談判的方式，保護各方利益。
延安時期的勞模運動，是中國勞模評選的開端，延安是中國勞模運動的發祥地，“勞模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邊區總工會動員職工開展的“趙占魁運動”和“增產立功運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奪取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直到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開展的“勞動模范”“先進生產者”“先進工作者”等各種評選運動，強調和突出的仍然是他們的三大作用，即“帶頭作用”“骨干作用”和“橋梁作用”。
（五）陜甘寧邊區創辦了延安工人學校，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工會干部和人才，支援了全國。
1935年12月在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就提出“必須大數量地培養干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抗戰爆發以后，黨中央和邊區先后創辦了二三十所干部學校，培養了數十萬革命干部。1939年初創辦的延安工人學校就是黨中央領導下專門培養工會干部的學校，它先后培養了數千名工會干部。1945年抗戰勝利前后，邊區一次向東北派出兩萬名干部，其中有一批工會干部和工人中的中堅力量，被派往新的解放區工作；解放前夕，又有一大批革命的精英被派往西南、西北。也有一些我們黨的高級干部、工人運動的領袖永遠長眠在革命圣地延安。
鄧發同志于1940年2月9日在延安紀念“二七”大會的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開始是從職工運動起家立業的，中共與職工運動是心血相關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延安時期黨的歷史的研究十分深入，成果豐碩；延安時期黨的工運歷史同樣豐富，然而挖掘、整理、研究得不夠充分。這是中國工運史和中國工會歷史研究的一個缺憾。延安乃至陜西的工會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為此盡心盡力，認真學習探索和研究。（李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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