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王徵,實在是一位奇士。困頓科場近三十年,五十二歲才步入仕途。其為宦生涯短暫卻又輝煌,德操才智出類拔萃,上下嘉嘆;不畏權貴鐵骨錚錚,贏得“關西勁士”的美名。生不逢時身處亂世,面對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他主動捐棄生命而殉國,做了明王朝的悲劇英雄。更稱奇的是,在西風東漸,兩種異質文化相碰撞的大背景下,他站立潮頭,放出眼光,為中西文化的交流會通作出驚人貢獻:天啟六年(1626),與法國人金尼閣合作完成以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的《西儒耳目資》,成為當今漢語拼音方案的“鼻祖”;兩年后的崇禎元年(1628),又與德國科學家鄧玉函合作譯繪了《遠西奇器圖說錄最》,被譽為我國第一部機械工程學。一位老進士而具世界眼光,和同時代翻譯《幾何原本》的徐光啟被后世合稱為“南徐北王”。
王徵在道阻且長的成才之路上終成大器,與家鄉優良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尤其是舅父湛川先生張鑒,慧眼識珠,言傳身教,其恩澤所施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給了王徵淪肌浹髓受益終身的涵濡。
張鑒,陜西涇陽縣嵯峨山前管村里人,萬歷年間關中著名學者,弱冠之年即設壇授徒,當時的顯宦宿儒多重其道德文章而爭相延聘。上了《明儒學案》的郭郛先生曾讓兩個孩子從業于張鑒,且與人說:“對張君如對偶像,吾且奉之為師,豈獨二子!”王徵生而穎悟,入學前粗讀了一些書,在不知文章為何物時,“聽人說有破題、起首……乃自謅一破,約有半篇文章之多”。張、王兩家相距很近,小王徵常去外家,深得舅舅張鑒喜愛,虛齡七歲投其門下受業。王徵敏而好學又勤于思考,得張鑒加意培養,如春苗得雨日見茁壯,十五歲時,已是“文章駿發,立志落落,不與眾伍”。一日,張鑒的妻兄尚從教來張家碰上了王徵。此前,曾多次聽妹夫夸贊他的外甥,今日一見果然聰慧,于是便當場出題讓其試作。王徵應命提筆,不一會兒完卷,閱之,“斐然可觀”。尚氏高興異常,當即邀張鑒為證,將愛女許配王徵。
張鑒不是王安石筆下的方仲永之父,只把兒子的天賦才能到處炫耀而“不使學”,致使“神童”終于“泯然眾人”。在王徵離開自己入了縣學后,張鑒仍然關心外甥的深造提高,要他把才華的鋒刃放在勤奮的磨石上不斷砥礪。張先生有一部自編的類似于《三字經》的啟蒙讀物《歷代事略發蒙歌》,王徵早已熟讀成誦,但張先生要求他“于歌中或事跡未甚了然,或姓名未甚明悉,于夫史斷可摘錄者,詳稽全史,忝注其旁,并細書條段于額上”。這實際是在引導王徵由表及里,追根溯源,鉤沉提要,融會貫通做學問,從而走出“記問之學”的淺層次,可謂良師良方,用心亦苦。
張鑒對王徵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他博學多才而又注重致用,文章以外,“八陣之推演,六壬之新解”皆有心得而尤長于巧思制器,“易弩、火弩諸機括,張翼、無敵諸戰車,扼要調化,制作種種,出人意表”。萬歷二十五年,時任太原同知的張鑒督運偏頭關軍餉期間,抽暇制作了各種戰車、易弩,總督蕭大亨賞識其巧思獨運而“布諸塞上,永為折沖御侮之具”。王徵早為史上璇璣玉衡(渾天儀)、木牛流馬等奇巧制作的失傳而遺憾,很想模仿古人,自己動手,舅父的身體力行給了他沖破“君子不器”傳統的巨大動力。在那漫長的困頓科場的歲月里,王徵沒有青燈黃卷埋頭苦熬,而是一邊著述立言,一邊投身格物制器,累歲彌月,眠思坐想,一似癡人,終于制作出了虹吸、鶴飲、輪壺(自鳴鐘)、代耕、自轉磨、自行車(打捆稼禾的運載工具)以及地平、活動木等數十種半自動半機械化的奇器,在當地農業生產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后來他司理廣平時亦有應用,博得好評。天啟六年(1626),他又將其中有關民生日用急需的內容匯編成冊,名曰《新制諸器圖說》。有了以上豐富扎實的實踐經驗墊底,《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之于王徵,便不是什么完全陌生的堅城高地。需要補習的主要是系統的測量、算指、比例知識,而以王的智力和專注,有鄧玉函的熱心輔導,“習之數日,頗亦曉其梗概”。
欲知張鑒在王徵生命中的分量有多重,最好是聽王徵自己的訴說與評定。讀王徵著述,屢屢遇到一個字典里沒有的語詞——“舅師”,這是他對張鑒滿懷崇敬感恩的專用稱謂,終世不改。《祭尚宜人文》里回憶道:“我舅師每蒞任,徵且追隨宦署”,猶如一個提前“觀政”的見習生;《兵約》序言說:在廣平,被巡撫張蓬玄調去恒陽練兵的訓練方案,就是參照舅師所著孔明八陣圖解加上自己的一得之愚制定的;表弟張炳璿受任滿城縣令,王徵在賀信里特別提及舅師在定興任上曾遠詣楊繼盛祠的事,希望他不負庭訓,實行真心愛民的美政;崇禎十一年,有憾于自己那本舅師編的《發蒙歌》在登萊前線丟失,六十八歲的“白發學徒門下甥”王徵還借來表弟收藏的孤本親自抄錄一遍,以傳子孫。
張鑒病重日,王徵熬湯送藥,不離左右,直至舅師瞑目,親視棺殮,淚灑墳塋。周年祭日,王徵提筆寫下鏗鏗然重于千斤的悼詞:“嗟乎先生!孰無舅?先生于徵,舅而父者也!嗟乎先生!孰無舅?先生于徵,舅而師者也!”沒齒難忘啊,這是他心中永遠的墮淚碑。□馮日乾
責任編輯:白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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