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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
成仿吾這個名字，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我就聽說了。我之所以注意到這個名字，也許是由于他早年在日本留學，跟郭沫若一樣畢業于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而后就讀于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另一個原因，大概是他在上世紀20年代與郭沫若、郁達夫等人曾組織創造社。
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有一次，我臨時被借調到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擔任一個宴會的日語翻譯。宴會的主人便是成仿吾同志。
沒想到，事隔30年，在籌備成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時竟有機會再一次見到成老，并聽他講述翻譯《共產黨宣言》的往事。
那是1982年，由中國外文局牽頭籌備的中國譯協有了眉目，領導機構組成人員的名單也基本上定了下來，只差名譽會長有待確定。時任外文局局長的吳文燾和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局長姜椿芳二人經商量決定把成仿吾同志請出來。進入6月份，吳文燾局長要我跟成老的秘書、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陳光同志聯系。
1982年6月19日早晨，我們抵達成老的家。由于成老在延安時曾任陜北公學校長，而吳文燾同志曾在那里學習，所以文燾同志稱呼仿吾同志“校長”。文燾同志說，成老曾翻譯《共產黨宣言》，這是最基本的文獻，大家一致推舉成老做譯協名譽會長。
說到早期的《共產黨宣言》譯本，據我所知，最早以中文介紹《共產黨宣言》的時間是1906年1月，日本東京的同盟會出版的《民報》月刊第二號，登載了朱執信編譯的《共產黨宣言》的十大綱領。兩年后的1908年，刊行于日本的《天義報》刊登了民鳴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章。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評論》也選譯了《共產黨宣言》的部分章節。作為中文全譯本出版是在1920年8月，譯者為陳望道，署名陳佛突。這一版本，是根據日文版，參考英文版翻譯的。日文書由戴季陶提供，英文書是陳獨秀從北大圖書館借出的。早期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還有幾種，例如1938年中國書店出版的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譯的《共產黨宣言》、1943年延安新華書店出版的博古的譯本等。
“陳望道翻譯的那本《共產黨宣言》是從日文翻過來的。”成老邊回憶邊說，“我第一次翻譯《共產黨宣言》是從德文翻譯的，那是1929年，是在莫斯科的蔡和森要我翻的。我譯好后，托人帶到莫斯科，但由于蔡和森已調回國內任廣東省委書記，沒有找到，譯稿也就石沉大海了。”
“第二次翻譯，是1938年在延安與徐冰合作。這次翻譯，根據的是德文本，比較好。當時延安沒有德文字典，就是憑腦子記的單詞來翻。如果能找到一本字典，就是寶貝。”成老說。
成老接著說，當時陜北公學的馬列主義課曾把這本《共產黨宣言》作為教材。之后，博古根據俄文出版了一種“校譯本”，改正了某些缺點，但離德文原著遠了些。正如李逵六同志在《成仿吾同志譯事回憶》一文中所說那樣：“這部譯著的問世，在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上，可以說是光華奪目的閃電，引起雷鳴般的反響。”
據我所知，成老曾于1945年從晉察冀邊區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時，抽空對《共產黨宣言》譯稿作過一次較大的修改，并把定稿交給了解放社。但不久國民黨軍進攻延安，譯稿也就不知下落了。1952年成老在中國人民大學期間把延安版的譯稿又稍加校正，印的份數很少，供中國人民大學和東北師范大學校內使用。成老是為了紀念《共產黨宣言》出版105周年、馬克思誕生135周年做這項工作的。
“我第三次翻譯《共產黨宣言》，是在1975年，那時已經有字典了。”成老風趣地對我們說。
據成老介紹，這次是他給毛主席寫了報告，請求做馬列原著的校譯工作。毛主席很快就批下來，說翻譯馬列著作很好。于是，成老和山東大學調來的8位同志一起做校譯工作，在隔壁開辟了一個辦公室。每天早晨開會，對著原著，一句一句地改。“我三次翻譯《共產黨宣言》，這個版本是最準確的。”文燾同志也說，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版本。
從成老家出來，陳光同志說：“朱德同志看了成老最后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說譯得好，文字好讀，希望以后把這一工作繼續下去。當時，朱德同志與成老會見的地點，就是剛才我們談話的那個房間。那是朱德同志最后一次見成老。”□劉德有
責任編輯：白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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