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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負生畫像
1922年2月，為了揭露軍閥趙恒惕慘殺湖南早期工人領袖黃愛、龐人銓的罪行，在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途中，毛澤東停駐黃土坡中共武漢區委機關，并多次探望臥病在床的黃負生。在與黃負生交談中，毛澤東稱贊：“湖南有個蔡和森，湖北有個黃負生。”蔡和森是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湖南學聯機關刊物《湘江評論》的主持人之一，毛澤東將黃負生與蔡和森相提并論，可見對黃負生革命理論宣傳工作的高度肯定。
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
提倡新家庭觀和新教育觀
新文化運動時期，從迷茫中醒悟的黃負生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積極閱讀《新青年》《共產黨》等進步刊物，創辦了《道樞》《互助》等先進期刊，是武昌中華大學校刊《光華學報》以及武漢學聯《學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黃負生是黨的一大召開前最早的50多名黨員之一，黨成立后擔任武漢區委宣傳委員兼黨刊《武漢星期評論》的主編。黃負生反對封建思想，倡導新觀念，尤其從改造社會和改造教育入手，倡導教育公平，婦女解放，提倡新的家庭觀和教育觀。
1916年，黃負生在《婦女雜志》發表了用改良的文言文撰寫的《余意中之新家庭》，抨擊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禁錮婦女自由的封建禮教，主張社會分工明確，男女平等，倡導建立“以老幼男女，分工任事，各出所得，公之于眾”的有序社會。與此同時，黃負生還十分痛恨當時腐敗的教育制度，主張教育改革。隨后，黃負生還代表《武漢星期評論》社，致信青年讀者，指出：“教育前途，黑暗萬丈”，勉勵青年為教育改革努力奮斗，“寧可為真理的犧牲者，不可為強力的征服者”，推動地方教育整頓和教育革新。
封建制度的批判者：
關注群眾疾苦，揭露軍閥本質
黃負生年幼時父親早逝，家道中落，靠母親針線紡織和親友的救濟得以上學讀書。由于親身經歷過清苦生活，使他對豺狼當道、民窮財盡的社會狀況甚為不滿。他憂國憂民，體恤人民疾苦，十分關切社會底層人民群眾的悲慘生活，注重批判封建社會的剝削和壓迫制度，尤其對封建社會的沒落和強權政治的黑暗十分痛恨。
在新思想的沖擊下，黃負生發表了大量揭露社會底層民眾慘淡生活的文章，如1916年發表的小說《孤兒》，1921年發表的散文小說《和平之死》以及詩歌《湘鄂戰爭》等，通過運用不同的文體，描述了社會不同底層人群，包括孤兒、老人、鞋匠、士兵、奴隸等弱者的悲慘命運，揭露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表達了對軍閥階級壓迫剝削制度的痛恨。黃負生認為要改變社會現狀，必須揭露封建軍閥的虛偽面目，打破民眾對軍閥統治的幻想。
工人自己的宣傳家：
謳歌勞工神圣，領導工人運動
無產階級的工人運動，是促進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途徑。黃負生一方面十分關注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況，另一方面注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積極推動和領導工人運動，是武漢地區無產階級工人運動的重要啟蒙者。
為了喚醒民眾的覺悟，擴大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引導工人運動的發展，黃負生如實報道工人的生存現狀，領導工人罷工運動的開展。五四運動爆發后，黃負生在《學生周刊》上用白話文進行宣傳工作，與惲代英等人在漢口閱馬場召集會議，號召工人、商人、學生開展罷工、罷市、罷課運動。1920年，黃負生著手研究漢口地區碼頭勞動工人的生活狀況，與劉子通、陳潭秋在《新青年》合發《漢口苦力狀況》一文，發出了“漢口勞動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馱貨一類”“彼等所受之苦痛，實人生之最難堪者”的感慨。1921年5月，漢口租界發生人力車工人罷工運動，黃負生熱情接待工人代表，了解工人訴求和罷工斗爭的開展，總結罷工斗爭經驗并如實報道工人罷工情況，推動了罷工運動的發展。為了更好地領導工人運動，黃負生積極推動成立工人運動領導機關。10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成立，黃負生積極參與分部工作，領導工人運動，為京漢鐵路工人罷工運動的開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正當黃負生不辭辛苦、激情昂揚地奮戰在黨的革命戰線之際，卻因拒不交出揭露中華大學政治黑暗面的文章原稿和作者信息，被強權勢力威逼利誘并施以暴力，致其肺癆加重，于1922年4月7日不幸逝世。縱觀黃負生革命生涯，盡管短暫，但他為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宣傳以及工人、學生運動的開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兗芳芳
責任編輯：胡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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