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是家的符號，是親情的見證。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從那時起，億萬農民從農村走進城市，投身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恰逢剛剛恢復高考，幾千萬學子踏進異鄉高校校門，由此迎來人生際遇重大拐點。
一頭掛著夢想，一頭是鄉愁。春節，在外打拼的游子和莘莘學子們最深的情感寄托就是“回家”。民工流、學生流、探親流、旅游流，每年的春運作為“全球最大規模的短期人口遷徙”，只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現象之一，既浩浩湯湯，又牽動人心。
中國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從經濟發展受交通瓶頸制約的國家成長為交通大國，應對春運的能力和水平今非昔比。40多年春運變遷，留下的是許多的記憶。
記憶一：消失的小站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安到蘭州和成都分別往返一趟441/2和443/4次旅客普速列車，逢站必停，每逢旺季，列車爆滿，方便了西安到蘭州和成都鐵路沿線居民的出行，也帶動了沿線廠礦企業和農村的經濟發展。以當時的馬嵬坡火車站為例，逢列車進站前旅客放行時，站臺上便站滿了等待上車的旅客，那個時候，其它公共交通工具還沒有發展到馬嵬坡這個小站，更別說私家車，周圍十里八村的居民出行就靠這2趟小慢車。特別是到了春運以及當地特產蒜苗、蒜薹、大蒜、辣椒及手工業等農產品收獲季節，更是迎來了一波又一波批發商，那個時候的馬嵬坡火車站更是人頭攢動，甚至有人說車站就是一個“小香港”。單說車站候車室外的廣場車水馬龍：賣茶水茶葉蛋的，開小賣部擺小人書攤的，開旅館小餐館和一些賣瓜子賣燒雞的游商都把錢掙了。
圖1：上世紀末，人頭攢動的西安火車站廣場1
圖1：上世紀末，人頭攢動的西安火車站廣場2
據當時馬嵬坡火車站客貨運主任胡樹林講，西安鐵路（分）局每年下達給馬嵬坡車站的客貨運收入指標，車站在春運期間能完成一半，到6月份之前，就能夠超額完成。
但隨著公交車、貨運車、私家車等交通工具的迅猛發展，交通越來越發達，人們出行更方便，像馬嵬坡這些四等小火車站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小站開始沒落，客貨運淡然。馬嵬坡火車站還算是幸運的，雖然不辦理客、貨運輸，但至今車站還存在。像羅鼓村等一些小火車站卻被徹底拆除關閉。魏占榮是西安鐵路公安處武功（現改為楊陵）車站派出所駐羅鼓村火車站最后一任警務區民警，已經退休多年的他得知羅鼓村車站拆除關閉時，黯然淚下，畢竟自己在這個小站工作生活了數十年直到退休，那份情還是難以割舍，畢竟再去重訪故地，羅鼓村這個小站已經成為歷史。
記憶二：悶罐車
“我印象很深，年輕的時候從寶雞到西安辦事或者走親戚坐火車需要花將近6、7個小時，快一點也得4、5個小時，特別是遇到春運車上到處擠著人，堆著行李，去趟省城成了一種‘奢侈’。”寶雞建筑段即將退休的業務員唐宏哲說，“高鐵通了后，只需1個多小時就到西安，去西安辦事的頻次也增加了，感覺我都是西安人了，也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的交通發展越來越好，道路越來越寬。”
《消費者導報》高級記者龐建華曾采寫過一篇反應春運期間西安開往廣州列車的長篇通訊《南下的列車》，文章有段描述：“一個小小的列車廁所，擠進了11名旅客，像罐頭盒里的沙丁魚，密密匝匝，全都透不過來。”的確，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于運力大于運能即求大于供。無奈之下，鐵路部門加大增開列車力度提高運能，最大限度地滿足長途旅客。
加開長途旅客列車談何容易，列車工作人員可以從鐵路內部其他單位調劑出來，甚至臨時招用，但運行的列車車廂是有限的。西安至寶雞常年運行的531/2次列車，解決了西安至寶雞鐵路沿線居民出行難的問題，也為沿線經濟發展注入活力，解決增開長途旅客列車需要征用客車車廂，但又不能取消像531/2次這樣的短途列車，怎么辦？
短途旅行畢竟時間短，春運期間將短途旅客列車車廂投入臨時加開的長途旅客列車，那些長途旅行的旅客起碼“少受罪”，于是像531/2次這樣的一些短途列車車廂被“悶罐車”取代。
悶罐車又稱代客車，是利用鐵路貨運棚車代替客車車廂運送旅客的車輛。使用悶罐車運送旅客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在鐵路客車車輛數量不能滿足大規模人員輸送的情況下產生的。“悶罐”代客車每輛車體外都有“人”字型標記，表示可以供人乘坐，車輛內部大都是木墻木地，車窗能通風換氣，同時車輛頂部有煙筒口，可安裝火爐（火爐底部是一個大鋼板用以防火），能保證旅客取暖。每節“悶罐車”配有一把木質扶梯，列車到站，列車員將木梯放下，旅客乘降完，列車員再將木梯收起。
當年工作人員對“悶罐車”有好幾種叫法，諸如大篷車、大鵬車、悶罐子等等。
郭建社是西安鐵路公安處西安車站派出所一名退休民警， 工作期間一直在鐵路公安保衛工作第一線。從綠皮車（悶罐車）到“和諧號”，再到現在的“復興號”，他在一線工作中感受到了鐵路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從蒸汽、內燃機車到現在的電力機車和動車組列車，春運旅客出行更加高效便捷。”
圖3：上世紀末西安至寶雞的悶罐車
記憶三：逃票者
污手垢面，漆黑黑的。蔡家坡車站派出所民警賈建超從一輛拉煤的貨物列車上清理下兩名扒車人員。
“你是哪里的？”賈建超問其中一位。
“我是剛果（甘谷）的。”地方方言口音比較重。
乖乖，外賓啊！
“你是哪的？”賈建超問另外一位。
“一搭的（方言：一塊的）。”地方口音也很重。
“意大利的？”賈建超耳朵都豎了起來，但他怎么看這兩個人也不像剛果和意大利人啊。
請到派出所，待洗去臉上的黑煤灰，賈建超這才看清兩人的真實面目。仔細詢問，原來二人系甘肅甘谷人，為省路費錢一路扒乘貨物列車到陜西。
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在蔡家坡火車站的一個真實故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為省錢逃票現象是比較嚴重的。
“我印象中當時普集鎮（現武功火車站）到蘭州一張普通客車硬座票價是10塊錢，當時大多數工人收入也就是六、七拾塊錢，上百塊錢的不是很多，為省錢，逃票現象確實嚴重。有的旅客怕在客車上逃票被查罰款，索性就扒乘貨物列車，很危險的。”原普集鎮火車站客運工作人員馮愛群告訴記者。
隨著鐵路查漏補收力度的不斷加大和鐵路建設的快速發展，進入本世紀，逃票現象又出現了新的特點。2019年12月26日18時許，漢中車站派出所接到車站工作人員報稱：有旅客在出站口尾隨他人強闖閘機出站。值勤民警立即趕赴現場，在出站口將郭某查獲。經了解初步得知，郭某今年37歲，是漢中市漢臺區人，他于當日在西安通過手機網購一張D1943次西安北站至阿房宮站車票。為逃票乘車到漢中，刻意躲避檢查，在進站后將車票改簽為稍晚的D6869次列車同樣乘車區間的車票，且在D1943次列車上有意躲避列車工作人員檢查，未進行補票。在出站時假裝刷身份證，尾隨他人強闖閘機。隨后，民警通過調取郭某乘車記錄發現，自去年6月份以來，他以類似手法乘坐動車惡意逃票高達24次。在證據面前，郭某承認了自己逃票的違法事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郭某在補足逃票票款共計3183元后，被處以行政拘留10日、罰款1000元的處罰。
2019年7月，全國鐵路公安機關開展“平安站車路、金盾護你行”專項行動，西安鐵路公安處治安支隊圍繞“買短乘長”惡意逃票等突出違法行為，組織轄區各較大客運站派出所先后查獲以“買短乘長”形式惡意逃票案件11起，惡意逃票共計150次，涉及金額20000多元，11名違法人員全部行政拘留，并通報鐵路部門按照相關規定在一定期限內限制其乘坐火車。
逃得了一張火車票，卻逃不掉長期的社會文明。逃票現象提示人們，逃票，終究逃不掉文明，最好的文明，是無人值守下的自覺。
圖4：為逃票，爬上列車頂部，極危險
圖4：為逃票，爬上列車頂部，極危險2
記憶四：乞討者
上個世紀末，在火車站廣場、售票廳、候車室、列車上，相信很多人都遇到過撿拾討要人員。
楊陵車站派出所民警張勃軒將撿拾討要人員大致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以撿拾討要為生，把車站這個碼頭當成自己的“家”，這中間包括精神有智障者、家庭矛盾產生者，也有確實被生活所困不得已而為之者，但極為少數；另外一類是中小學生離家出走，流落火車站。
第一類人員大多以中老年為主，一卷鋪蓋，一個瓷碗，餓了，四處轉轉看看有沒有旅客吃剩下的，實在沒有就在垃圾桶撥拉撥拉。困了便席地而睡，遇到候車室旅客少，還能在長條椅上展展腰小憩一會。這類人員 大都自己有一定的“職業操守”：他們討要的時候，旅客給了就接著，不給也沒什么埋怨的，同樣鞠個躬，轉身再走。
鐵路部門管這類人員叫“大俠”。之所以叫“大俠”，是因為他們難以管理，警察來了他就跑，警察走了他又來。猶如健康人體膚上長了塊牛皮癬，抹點藥就好，不抹藥，牛皮癬馬上泛起。上世紀處理一般的撿拾討要人員，無非兩種形式，收容教養和送往救助站，但效果甚微。鐵路公安將其送往救助站，民警返回路上吃了個飯，待趕回火車站發現被送往救助站的乞討人員又回來了。原來，剛被送進救助站的乞討者趁工作人員不備，跑了出來，搭乘順路汽車到的火車站，所以比民警還快。還有一些乞討者，到了客流淡季，乞討不到吃的，于是“搗雞毛”滋事，然后被行政拘留,拘留多少天，這些乞討者自己心里很明白，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乞討不到吃的，到拘留所待幾天，有吃有喝。
進入臘月，寒假臨近。每年這個時候，孩子們的假期安全就格外牽動人心。以2017年為例，西安鐵路公安處在鐵路沿線車站找回17名離家出走的中小學生。如果不及時把孩子送到父母身邊，他們只有在社會上繼續游蕩。孩子緣何離家出走，主要是考試成績欠佳、和家長出現思想分歧及對外界認知所產生的叛逆心理、迷茫心理和好奇心理。西安市新城區教育局韓飛告訴記者，不管哪個年代，父母與處在青春期孩子的溝通上都會存在一些問題，“在青春期孩子與父母的關系中，并不存在誰對誰錯，父母關心孩子的成長，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渴望獨立和擺脫父母的束縛，都無可厚非。”在與大量青春期孩子和父母接觸的過程中，西安電機子校校長邵炳華發現一個現象：其實每個孩子都渴望成功，只是方法不對，方向不明，孤立無援，才屢屢受挫，“我們要善于發現孩子的天賦，看到他們的長處，讓孩子正確理解家長、老師的意圖，明白家長和老師對他們的期望，運用正確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意見，遇事冷靜思考，不義氣用事。”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家庭對孩子心理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視，加之相關部門的綜合治理，列車撿拾討要現象逐漸成為過去進行時。
圖5：火車站廣場的乞討者
圖6：上世紀末火車站的流浪兒童
圖7：上世紀末，西安站購票隊伍排到了火車站廣場
記憶五：票販子
回家的路一票難求？車站候車室、旅客列車上堆滿蛇皮袋、方便面味兒四處溢漫著，……這是以前人們對“春運”的印象。
“那個時候，出差買個火車票那個難呀，求爺爺告奶奶到處找熟人。”陜西省興平市桑鎮供銷社業務員溫家啟回憶當時的情景，“真不如找個票販子加點錢買張票，咱既不用找人落人情，也不用排隊受罪。可問題是 有時候咱連票販子的影都找不到。”
的確，火車票曾一度讓人歡喜讓人憂！為什么年年打擊年年有？上世紀90年代末，鐵路逐漸形成了民工流、學生流、旅游流和探親流。春運期間，這四大客流相互疊加，旅客日發送量高于平日好幾倍，加劇了車票的供需矛盾。鐵路部門雖然采取了停貨保客、停短途保長途等措施，并調集大量車底到重點地區，加開大量臨客，仍不能滿足旅客需求。票販隊伍也隨季節膨脹和收縮，在春運期間倒賣緊俏車次的火車票，巨大的利潤讓一些人趨之若騖，不惜冒罰款、拘留，甚至被判刑的危險。客流高峰期間，平時在火車站周邊擦皮鞋、打小工的、為旅館拉客的、賣茶水茶葉蛋的、賣報紙的都有人加入倒票大軍。
據已經退休的西安鐵路公安局治安管理處原處長王連順介紹，盡管警方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但對票販子很多時候更顯得無奈。根據當時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當時是條例），對抓獲的票販子一般有三種處理方式：治安處罰、勞動教養和移交司法機關。前一種方式用的最多，大多罰點錢、行政拘留幾天就放人。勞動教養只針對那些倒票數額大、而且有前科的票販子。真正移交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更少，而且僅倒賣車票而沒有其他犯罪行為的話，最多只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對大多數票販子，警方只能抓了放，放了抓。
關于治理票販子，鐵路公安曾一度抓反復、反復抓。
為有效打擊票販子，近幾年鐵路警方持續開展“獵鷹戰役”，對票販子進行集中圍剿，實施精確打擊。以西安鐵路公安處為例，根據歷年來票販子的活動規律和票販活動不斷呈現出的新動向、新特點，在“獵鷹戰役”行動中從沿線派出所（隊）抽調“生面孔”民警，劃分西安、寶雞等戰區，各單位主要領導親自負責，加強戰區組織領導，明確包保分工，進一步細化行動方案，實行“網上追、網下剿、面上控、點上打”等給予票販子以重創。
一方面，鐵路公安加大對票販子的精準打擊力度使票販子無處遁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鐵路建設的迅猛發展，以及鐵路部門在春運期間實行動車組重聯、增開臨客、高鐵、動車組實行公交化運行模式，讓老百姓購票、乘車更加方便，票販子自然而然就缺少了生存的土壤。
“現在好多了，買票再也不用求人幫忙了，也不用排長隊了，不出家門網上就能訂到火車票，而且火車上干凈舒適多了，出行環境特別好。”陜西興平市桑鎮供銷社業務員溫家啟如是說。
走進新時代，中國春運因為有全世界最大、最完善的高鐵網絡，運力供給更給力，運輸組織更高效，旅客體驗更美好。 加之廣大鐵路民警和鐵路員工用汗水、責任、擔當 守護著春運回家路，旅客出行由此進入了平安、有序、溫馨的嶄新時代。
春運在變遷，時代在進步。當中國鐵路和中國春運走到今天的時候，我們看到這種向上的變遷還在繼續，春運的記憶，只是一段通往明天的嶄新道路。
圖8：民警郭建社（中）抓獲票販子
圖9：民警抓獲票販子
圖10：上世紀，票販子被公開處理
文/圖 劉衛國
責任編輯：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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