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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對機動車超載加大了處罰力度。該法規定，公路客運車輛載客超過額定乘員或者違反規定載貨的，貨運機動車超過核定載質量或者違反規定載客的，處2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罰款，并扣留機動車至違法狀態消除。對超載負有直接責任的運輸單位主管人員，也要從嚴處罰。
　　此舉立意不錯，但有多少可行性?竊以為大成問題。
　　不合理收費是十車九超的主要原因，但仍然不是終極原因。不合理收費只是表象，隱藏在它背后的真相，則是行政成本的急劇攀升——全國各項財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費增速最猛，九五比八五增長了266％，以至當下中國行政成本之高為全球之冠，已成不刊之論。這里說的還只是顯性成本；隱性成本更是天文數字，無從統計。由此產生的稅費不能不登峰造極，而構成中國企業的巨大包袱。
　　行政成本奇高必然導致市場經濟變形，至此昭然。但這還不是行政成本奇高惟一的負面作用。須知，行政成本奇高所抬升的不僅僅是企業的營商成本，它尤其抬升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風險，從而擾亂人心，毒化我們民族的精神。人心都有善惡兩面。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揚善懲惡的社會。揚善懲惡固然需要通過“靈”的層面，即通過教化來引領人們向善，遏制人們趨惡。但更重要的還是通過“物”的層面，即通過利益調節機制來獎勵人們向善，遏制人們趨惡。人都需要尊嚴，需要榮譽，如果良知的成本比較小，道德的風險比較小，人們通過守法經營、誠實勞動就能得到正常回報，就能維持基本生存，就很少有人愿意犧牲尊嚴和榮譽去謀求非分所得，也就很少有人愿意突破良知和道德的底線。但如果良知的成本過高，固守良知往往意味著失敗；道德的風險太大，堅持道德往往意味著困苦，這樣的良知和道德未免不近人情。
　　這就是說，良知的成本主要是利益成本，道德的風險主要是利益風險。要降低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風險，主要路徑就是讓良知和道德充分包容個人利益。仍以運輸從業者為例。如果法定每車五噸載質量，為國家、為社會服務的只占到一、兩噸，他就不會認為這是一個負擔，他就樂于聽從良知和道德的約束，盡可能不超載。如果為國家、為社會服務的占到三噸，他大致還能接受；如果占到四噸，他就要感到痛苦了；而如果占滿了五噸，他就只好通過超載來為自己的生存奮斗，而超載則無疑以戕害自己的身心健康、透支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這時對他來說，所謂國家利益、所謂社會利益，進而所謂良知、所謂道德，當然是與他的生存需要沖突的，當然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已經不頂用。這時最需要追究的顯然不再是從業者的素質問題，而應該是我們的利益調節機制、我們的善惡報應機制。不圖此謀，而僅僅頒布幾個規章，僅僅加強監管，又有多少意義呢?用十個指頭對付寥寥幾個跳蚤，可以很從容。以十個指頭對付十來個跳蚤，也還勉強勝任，但假若用十個指頭對付成千上萬只跳蚤呢?報應機制的錯亂驅使絕大多數行業走上非法生存之途，驅使絕大多數人走上非法生存之途。這等于是動員整個市場的力量來對抗監管，等于是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來對抗監管，等于制造成千上萬只跳蚤，豈有獲勝之望?
　　總之，高居全球第一的行政成本，不僅加大了企業的營商成本，導致企業普遍的非法生存狀態，導致市場經濟變形；而且尤其加大了良知的成本和道德的風險，良知太重，道德太重，以至超出絕大多數人的負荷能力，導致絕大多數人精神上普遍的非法生存狀態，這是當下中國人精神焦慮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為良知減負，為道德減負，已是當下中國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