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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尋求在現有勞動合同法框架下對傳統勞動模式進行探索和突破。”陸銘以用工定性為例解釋稱，對新業態勞動者，應更注重勞動供求雙方的市場交易和合約關系，在此基礎上重塑新就業形態用工場景下的權責利益體系。

陸銘注意到，當前個別地方出臺的相關政策中已經對靈活就業模式有一定體現。比如《上海市就業促進條例》第六十六條規定中，就將個體經營、非全日制、新就業形態等形式均視為靈活就業模式。但這些規定并未形成對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中勞動合同關系的完全突破，未在稅收、勞動保障、工傷、養老待遇等方面有針對性地對靈活就業者予以保護。他建議針對靈活就業者的工傷、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研究制定專門制度。

2   壓實平臺企業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在調查中發現，當前平臺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角色和責任不僅被忽視或淡化，甚至將社會保障責任轉嫁給新業態勞動者自己承擔，導致新業態勞動者在面對疾病、工傷、失業等風險時缺乏必要保障。

“平臺作為新業態從業者的主要工作場所和收入來源，理應承擔起為他們提供必要社會保障的責任。”皮劍龍建議，要加強執法監督，壓實平臺企業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責任，要根據平臺獨特的用工模式，進一步明確其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確保其運營合法、規范且合理。

在明確平臺與新業態勞動者之間法律關系的同時，應對平臺為新業態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障費用的標準和方式等進行規范化管理。這意味著，平臺要依法或經協商為新業態勞動者繳納相應比例或金額的社會保險費，并為他們提供諸如職業病預防、工傷保障以及醫療援助等必要的社會保障支持及福利補助。通過這些措施，為新業態勞動者構建更加全面、有力的社會保障網絡。

為滿足新業態勞動者的多樣化需求，皮劍龍認為，應考慮由政府主導，構建一個靈活多樣的社會保障制度。該制度可涵蓋多種社會保險產品，如基礎保障型、商業增強型以及短期應急型等，旨在為新業態勞動者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選擇。勞動者可以根據自身工作性質、收入狀況和個人需求，挑選適合自己的保險類型和保障期限，確保新業態勞動者能獲得最符合自身情況的社會保險保障。

3  加快推進頂層設計

去年11月，廣東省中山市送外賣的朱先生在送餐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得益于廣東省于2022年7月實施的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工作，朱先生通過平臺“一鍵報案”、在線遞交材料后，很快就拿到了職業傷害確認結論書，并報銷了3000元醫療費。

2022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相關部門啟動了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工作。據介紹，“新職傷”試點采取按單繳費，保費由就業人員所在平臺承擔，實行每單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范圍與待遇方面，從業者在執行平臺訂單任務期間遇到交通事故或意外事故等情形，可享受職業傷害保障待遇，包括醫療費用、康復費用等項目，基本參照現行工傷保險。截至2023年9月，已有共計668萬人納入了職業傷害保障范圍中，各試點省市累計作出職業傷害確認結論3.2萬人次，支付職業傷害保障待遇共計4.9億元。

“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僅涵蓋7個省份、4個行業、7家平臺企業，覆蓋面相對有限。”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太保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周燕芳擬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提交關于加快推進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擴面的建議。

頂層設計方面，周燕芳建議由人社部牽頭出臺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開展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則、籌資機制、保障內容、監督管理等方面內容。

范圍擴面方面，她建議，一方面有序擴大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的試點地區，特別是經濟比較發達、人口比較密集的京津冀、長三角等地區。另一方面，逐步擴大試點平臺企業范圍，將市場占有率較高、經營管理較好、參保意愿較強的平臺企業納入試點范圍，切實擴大可享有新就業形態的職業傷害保障權益的就業人員范圍。

此外，還應加強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信息平臺建設與數據共享，并探索增加第三者責任保障，鼓勵保險機構創新商業保險產品和服務，提升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保險服務的獲得感和便利性。□法治日報記者  趙晨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