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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低、房價高，收入少、東西貴”已然是個不爭的事實。我們的農民工面對職業病，面對超負荷勞動，面對低工資，就像茶壺煮餃子，有苦說不出。
    工資是民生之源，是職工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是勞動關系的核心，是所有人關注的焦點。但當員工進入企業的第一天開始，干多少活，拿多少錢，就是資方說了算。工資問題沒得商量，不干就滾蛋，職工特別是非公企業的職工，在工資上沒有任何話語權。
    造成職工工資的其他因素還有，一些企業處于產業鏈最低端，影響職工工資水平提高；還有一些企業管理理念偏差，追逐利潤擠兌職工工資，變相強迫職工加班；在目前這種資強勞弱的情況下，職工缺乏話語權，就難以形成工資集體協商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胡先春說：“在工資增長方面，政府調控欠
    缺，法律法規執行不到位。低工資使得部分職工生活拮據，對企業發展來說也不是好事，職工手里沒錢，心理不踏實，影響了企業對職工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導致職工流動性大，企業人才隊伍不穩定，部分企業用工荒就是很好的證明，還容易引發勞動爭議，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
    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特別提出要完善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十二五”期間，居民收入的年增長水平要在7%以上，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
    全國政協委員王天凱在接受采訪時說：“實現一線普通職工的工資收入隨著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而穩步提高，可以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使企業獲得經營發展的動力源泉，創造更多的利潤和財富”。
    實現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需要加快建立正常的職工工資增長機制，這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集體協商制度，通過集體協商確定職工工資的水平，確定職工工資增長的幅度，企業不能違反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但更希望企業在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逐步地提高職工的工資，取得一種雙贏的局面。
    最低工資標準都是由各省市來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實際內涵是要求各類企業職工的工資，不能低于這個最低工資標準，但是并不是說要以最低的工資標準作為職工的基本工資。
    據悉，全國“兩會”召開前，深圳市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到了1320元，去年全國有30個省市自治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增幅大約在24%。
    全國政協委員王樹明介紹說：“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于提高勞動者的報酬，特別是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報特約記者肖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