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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出土漢代陶盆口沿戳印“雕陰”銘文。

陜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內，一件青銅器“雕陰鼎”首次展出。這件戰(zhàn)國時期的食器，不僅以其精湛的工藝和獨特的設計吸引著觀眾的目光，更因銘刻有“雕陰”二字引出那場決定秦魏兩國命運的“雕陰之戰(zhàn)”，以及那座在歷史長河中若隱若現的“雕陰城”。

雕陰之戰(zhàn)

“雕陰”銘文位置。

雕陰鼎，這件在1990年前后征集于延安黃陵縣的珍貴文物，通高17厘米、口徑15.1厘米，其上有蓋，蓋上裝飾有三半環(huán)鈕。這件器物的斂口、長方形附耳、微外撇的鼓腹和蹄形足，無不展現出秦漢時期青銅器的典型風格。而耳側的“雕陰”二字，更是為觀眾揭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回到那個戰(zhàn)國紛爭的年代。

據洛川民俗博物館原館長段雙印研究員多年研究發(fā)現，該鼎與歷史上著名的“雕陰之戰(zhàn)”發(fā)生地有著密切的聯系。據悉，雕陰之戰(zhàn)從公元前333年開始，到前328年，歷時6年，前后大戰(zhàn)多次，秦國才奪取雕陰城。

段雙印表示，魏秦兩國隔黃河相望，山水相連，又都先后進行過變法改革，是戰(zhàn)國七雄中的兩個強國。魏國先是與秦爭奪少梁（今韓城一帶）一線澄城、合陽、大荔等地。魏文侯即位以后，秦魏反復爭奪黃河西岸北部地區(qū)，戰(zhàn)事頻繁。魏惠王時期，始筑西界長城拒秦，并筑雕陰城，以此為魏之上郡（今陜北一帶）重鎮(zhèn)。雕陰之戰(zhàn)不僅重塑了當時的政治版圖，也使得雕陰城的名字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隨著考古學的深入，這座古城的面紗逐漸被揭開。

雕陰之戰(zhàn)，是決定秦魏兩國命運的大戰(zhàn)，秦國在此戰(zhàn)中大獲全勝，魏國失去了上郡等地，“先納河西之地予秦，后獻上郡十五城”。秦國則因此掌握了黃河天險。該戰(zhàn)徹底改變了秦魏兩國的攻守格局，為后來東擴北進，把今陜北全境收入秦國版圖，對陜北的行政建置、歷史進程發(fā)生了深刻影響，是甘泉乃至陜北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

段雙印認為，雕陰故城可能在甘泉縣的道鎮(zhèn)與富縣的皇甫店之交一帶。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展出的這件雕陰銅鼎，其出土地點可能曾是魏國在河西地區(qū)的軍事要塞或重要城鎮(zhèn)。雕陰銅鼎上的銘文“雕陰”二字可證，直至漢代雕陰轄有今延安南部甘泉、富縣、洛川、黃陵四縣的大概范圍。

雕陰遺存

唐開元二十年“和運墓志”。

雕陰城歷史悠久，以往僅在文獻中有所記載，一說在今延安富縣茶坊鎮(zhèn)李家川，一說在今延安甘泉境內史家灣，一說在甘泉縣道鎮(zhèn)村附近。唐《括地志》載：“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清《延安府志》載：“雕陰故城，在甘泉縣南三十五里。”那么，到底哪里才是雕陰所在？得益于考古學的有力證明，逐漸讓這座古城清晰了起來。

早年，在延安富縣伏龍塬的王家崾崄出土了刻有“雕陰”字樣的陶器，該陶盆證實了雕陰縣在漢代的文化影響力和地域范圍。而在富縣牛武鎮(zhèn)也出土了帶有相同字樣的陶器殘片。

1981年，在延安富縣皇甫店村出土了一方“唐和運墓志”，該墓志記載了和運夫婦“合葬于雕陰之左原”的表述，表明皇甫店村附近可能與古代雕陰縣有密切的聯系，進一步印證了文獻記載的準確性。

到了2008年，在延安甘泉道鎮(zhèn)寺溝河村洛河東岸，有處川道突出臺地引起了文物調查隊的注意，觀察發(fā)現該臺地東西寬約300米、南北長約400米，這里地勢寬敞平坦，倚山傍河，易守難攻，是一處難得的建城佳地。經踏查后果然在上面發(fā)現了散落著秦漢時期的繩紋瓦片、卷云紋瓦當等遺物。經專家組認定后，這是一處跨越新石器時代、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歷史文化遺址，該遺址就是后來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寺疙瘩遺址”。

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岳連建回憶，當時在該臺地上除了看到較多秦漢明顯特征的陶片外，在靠近道鎮(zhèn)村的斷面上還暴露出一段直徑30厘米的灰陶排水管。種種跡象表明，這里曾經是一片城池建筑遺址。岳連建認為：“該臺地上可能有大型建筑基址存在，應是雕陰城遺址在寺溝河的另一考古學證據。”

甘泉縣博物館展板顯示：“雕陰故城應以甘泉道鎮(zhèn)城址為中心，與附近的史家灣古城互為犄角，構成一個完整的防御體系。”

雕陰何在

富縣出土雕陰銘陶盆。

除了出土的雕陰銅鼎、雕陰銘漢代陶盆、唐和運墓志這些文物證據，魏長城的分布區(qū)域也為雕陰城的所在提供了證明。

在歲月的長河中，陜西境內的長城遺存主要有關中東部的戰(zhàn)國魏長城和陜北的戰(zhàn)國秦長城以及明長城。其中，魏長城遺址韓城段、大荔段和華陰段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宜君和黃陵段的魏長城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魏長城作為戰(zhàn)國時期魏國為防御秦國侵襲而修建的軍事防御工程，其遺址在陜西境內渭南市的華陰、大荔、澄城、合陽、韓城和銅川市的宜君及延安市的黃陵、富縣等地被發(fā)現。現存墻體長度共約145千米，無不展現著千年以前，魏國和秦國之間緊張的軍事戰(zhàn)略關系。

10余年來，段雙印關注“雕陰之戰(zhàn)”和與此相關的魏國長城遺址，他認為魏長城的修建是魏國在軍事上對秦國的一種回應。雕陰之戰(zhàn)以后，在秦國的強大攻勢下，魏國一敗涂地，公元前328年，又將上郡15縣全部割劃秦國。從此，陜北全境除河套南之新秦中之地外，幾乎全部劃入秦國版圖，并為以后秦長城、秦直道的修建，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

考古發(fā)現，魏長城的修筑和布局也體現了魏國根據各個時期軍事防御的需要，在不同區(qū)域、分地段、分時間、多次修筑的軍事智慧。除了墻體本身，魏國在一些交通要道和戰(zhàn)略要地，如在長城附近建有軍事性質的城堡，甘泉富縣交界處的“雕陰城”和華陰的“陰晉城”、大荔的“洛陰城”、韓城的“少梁城”都屬于此類遺存，目前有多處多段魏長城遺留的夯土墻體。

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展區(qū)，有與雍城、櫟陽、咸陽、長安有關的考古成果陳列，其中就有櫟陽城展區(qū)。櫟陽城作為秦國的要塞見證了秦人從弱轉強的輝煌歷程，發(fā)生在櫟陽城中的“商鞅變法”，就發(fā)生在雕陰之戰(zhàn)前，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國力大增，與魏國在雕陰戰(zhàn)斗多年，使得河西之地盡歸秦有。雕陰城與櫟陽城，一為戰(zhàn)場，一為政治舞臺，共同譜寫了秦國統一六國的壯麗篇章。

雕陰銘銅鼎、雕陰銘陶盆、唐代和運墓志、魏長城遺址以及道鎮(zhèn)寺疙瘩臺地整體建筑構件的考古發(fā)現，這些文物和遺址共同構成了一幅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它們不僅讓我們得以窺見秦漢時期的社會生活和文化風貌，更讓我們對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雕陰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