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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下了一場微微細雨，天亮時天氣放晴。毗鄰西安永寧門和南城墻的書院門文化街熱鬧起來。

這里擁有唐寶慶寺塔、關中書院、孔廟、于右任故居等歷史遺存和著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館，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和吸引力的文化打卡地。由于是星期天，游人特別多，來自不同地方、操著不同口音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沿著青石板路面進出兩旁古香古色的店鋪，精心挑選筆墨紙硯、書法繪畫或民間工藝品。身著漢服的花季少女手執團扇，花鈿粉面，裙袂飄逸，像一只只飛舞的蝴蝶穿梭于人群中。

西安師范附小和西安文理學院（關中書院）門前有不少人拍照留念，想把文化記憶長留在這光影里。經過預約，我多年的心愿終于得到滿足，有機會走進西安文理學院校園，也就是當年的關中書院舊址。去趕赴一場和古圣先賢的對話，感悟“關學”精神的真諦和余韻。

書院大門采用四柱三開間牌坊形式，頂部雙面坡琉璃屋面，石柱造型仿華表樣，中間門上額題寫著“關中書院”四個隸體大字，右邊門柱上懸掛“西安文理學院”校牌。走進院內，沿甬道向北，經過上懸“秦川浴德”匾額的大紅門是寬闊的庭院。這里青瓦紅柱，古木參天，古樸莊嚴的氣息不由得使每一位到訪者放慢腳步，仔細從這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里傾聽歷史回聲，品味文化之美。

關中書院是明清時期全國著名書院之一。創始人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西安府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明代陜西著名學者和教育家。天啟年間任左副都御史、工部尚書，因不滿閹黨擅政棄官回鄉，一邊在家讀書著述，一邊在寶慶寺內招徒講學。由于馮從吾知識淵博、品行周正、授課嚴謹，故弟子日眾。因寺內地方狹小難以容納，1609年10月，時任陜西布政司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將位于寶慶寺東的小悉園改建為關中書院，并由馮從吾主持院事，關中書院遂由此誕生。其主體建筑就是現甬道盡頭的“允執堂”，面闊六間，高大寬敞，取名來自《尚書·大禹謨》“允執厥中”一語，意思是指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曾是關中書院的大講堂，現為圖書館。1626年，關中書院曾遭到閹黨爪牙毀壞，后又經過修復得以發展。康熙三年起，歷經雍正、乾隆、光緒各朝，陸續對關中書院進行重修，先后有李颙（號二曲）、孫景烈、路德、柏景偉、牛兆濂等關中著名學者擔任書院山長。在馮從吾主持之初，他就將“實學”作為辦學宗旨，將關中之學與程朱理學、陽明心學融會貫通，反對“廢修言悟，課虛妨實”的浮囂習氣。為以后的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和傳統，使“關學源流初終條貫秩然”，對后世影響甚大。

談到關學，不能不提到這一學派的開創者張載，一位頗具個性和傳奇色彩的關中大儒，為開創理學體系的“北宋五子”之一。他開關中講學風氣之先，始終堅守“敦本善俗”“躬行禮教”理念，使得關學成為北宋理學中最具務實精神的學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被稱作“橫渠四句”流傳至今，反映了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也成為歷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高的精神追求。在書院大紅門墻上鐫刻著他的名篇《東銘》《西銘》，其中“民胞物與”的道德境界，既是修身的根本，也是治世的綱領，閃爍著哲學的光輝，深刻影響和鼓勵著一代代關學傳人不斷錘煉意志、陶冶性情、增強修養，努力為國家民族效力。

關學倡導的“務實不務名，真修實踐，不尚標榜浮華”治學要求是關中書院在教學和培養人才方面一以貫之的準則。一時間書院聲名日隆，學者云集，人才輩出。康熙年間關學傳人李颙主講，“關中三李”之一的李柏也來參講，乾隆時期任陜西巡撫的陳宏謀也在政務之暇來書院“會講”。陳宏謀是一位愛讀書的官員，雖身居高位，公務再忙也不忘讀書，官聲和政聲都很好。在這樣濃厚的學習氛圍中，關中書院培養了一批批有志之士，其中包括有清一代陜西唯一的狀元王杰。王杰在他后來四十余年的從政生涯中能成為一代賢相，其道德學問和思想行為的根基來源于關學的潛移默化和培養。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清末民初，關中書院先后改為陜西師范學堂、陜西省第一師范學校、陜西師范學校等，1992年并入西安文理學院。但不管怎樣變化，教書育人、學術研究的傳統從未中斷。這在全國絕無僅有，成為西北教育發展史上的活標本。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看著朝氣蓬勃的年輕學子進進出出，再抬頭回望大門里面兩側的“慎思”“篤學”四個隸書，我感到關學的文脈沒有斷流，至誠篤實的學風還在延續。一陣陣瑯瑯書聲再次宣示，這是一座“活著的書院”。□張從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