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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陰市小漲村西村口王弘撰雕像。

馮旭榮  攝

關中自古學者輩出，延至清初，人物繁盛，其思想學說影響天下，引起顧炎武注目。顧炎武，字寧人，世人尊稱亭林先生。南直隸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和大學者。梁啟超先生說：“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為人……深信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曾經四次入關，結識關中李因篤和王弘撰等學者。

李因篤籍貫富平，乃清初關中詩壇主將。王弘撰，字無異、文修，號太華山史，又署鹿馬山人。華陰人。他在程朱理學、金石、詩文、書畫方面卓然大家，有“風逼云收霞催月上”之稱譽，更是“關中聲氣之領袖”。

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首次由山西入關，訪王弘撰于華陰西岳廟南小堡內的待庵（即砥齋），遂與訂交，兩人一生的友誼就此展開。顧炎武與王弘撰具有相近的家世，其前輩都是明王朝的官宦，又都博學多才，精通經典，且有共同的理想志向和深深的故國情結。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顧炎武與王弘撰相約，同至北京昌平，謁天壽山及懷宗攢宮。懷宗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檢，甲申之變，自縊于北京煤山，懷宗是清廷為他所上的廟號。朱由檢死后葬于思陵，地處十三陵之西南隅的鹿馬山南麓。此行，顧炎武作有《謁攢宮文》和《二月十日有事于先皇帝攢宮》詩。后一首詩中有“華陰有王生，伏哭神床下。亮矣忠懇情，咨嗟傳宦者”句，“亮”，指忠正坦白之意；“宦者”指呂太監，據考證，原本這兩句詩下有自注，云：“呂太監言，昔年王生弘撰來祭先帝，伏哭御座前甚哀。”顧炎武6次謁思陵，這次與王弘撰結伴晉謁，尤見其孤忠之心耿耿。

這年秋天，顧炎武第二次入關。秋季的關中正值雨季，顧炎武一路風塵仆仆，終于到達太華山下，住宿在潛村王弘撰的家中。王弘撰在《頻陽札記》里記述道：“丁巳秋九月三日，顧寧人先生入關，止于予明善堂。”這次入關，顧炎武“將筑山居老焉”，也就是說，將在這里安居以度晚年了。

這件事，顧炎武思謀已久，想必在北京晉謁鹿馬山的日子里，與王弘撰有過深入交流，終于下定決心。顧炎武非常滿意王弘撰安排入住太華山下“明善堂”的生活條件，安頓好后，作《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詩云：

重尋荒徑一沖泥，

谷口墻東路不迷。

萬里河山人落落，

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陰舊翠長浮院，

菊芯初黃欲照畦。

自笑飄萍垂老客，

獨騎羸馬上關西。

顧炎武十余年前到過太華山下造訪王弘撰，這次是第二次見訪，故曰“重尋”；因為王弘撰也是“以游為隱”，不常在家，所以，詩中引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之“三徑就荒”之典。“沖泥”，雨中踐泥而行。“谷口”，東漢鄭樸隱居處。“墻東”，隱者居宅，庾信《和樂儀同苦熱詩》有“寂寥人事屏，還得隱墻東”詩句。“落落”，指王弘撰疏曠不茍合。此詩表現出稱譽王弘撰和表述自己心懷的主題。

顧炎武確定在太華山下定居，主要原因，他在給《與三侄書》里說“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而且，“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秦地文化氛圍好，尊師重道。這里的地理位置也好，不但“綰轂關、河之口”，各路消息靈通，而且是“三秦要道，八省通衢”，出潼關，便至中原；越秦嶺，南下江淮；出蕭關，出至荒漠；西別大散關，路通西域。“一旦有警”，也能夠立即入山避匿，有王弘撰在亂中入山八年得以保全的先例，再說，他“篤于朋友”，禮數周全，熱情好客，還有李因篤、李颙等同道朋友，可以互相論學研討。因之，顧炎武以為此地確實乃理想的“將筑山居老焉”之地。于是，是年秋，把原來放置在祁縣戴廷栻為他所構之書堂的書籍，盡數搬至華陰。

先哲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顧炎武之所以晚年決意定居太華山下，三個條件都具備，尤其是有王弘撰如此可以信賴的朋友。然而，顧炎武一生追索學問，顛簸路途，雖然安居太華山下，還是繼續四處游歷……

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一月，顧炎武從山西入關，歸太華山下。他與王弘撰重逢，格外親切。二人朝夕相處一起論學的情形，王弘撰在《復湯荊峴侍講》的信中寫道：“弘撰以不才，又衰病侵尋，西歸以來，益復憊甚。唯是與顧亭林先生朝夕同處，以古道相砥，優游山水之間，差足娛耳”。所謂“古道”，泛指古代的制度、學術、思想、風尚等，顧炎武著述的目的甚為明確，自謂：“所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亭林文集·與友人論學書》卷六）；在《初刻日知錄自序》里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以此觀之，顧炎武與王弘撰“以古道相砥”，就是探討明道救世經世致用的學問，而絕不談無益之事。為什么呢？因為顧炎武“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亭林文集·天下郡國利病書序》卷六），他抱定“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后已”（《亭林文集·病起與薊門當事書》卷三）的決心，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的責任與擔當，展開他一生的治學與著述活動。這些，都該是他與王弘撰“朝夕同處”所討論的重大主題吧。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九，顧炎武卒于山西。彼時王弘撰正在江南游歷，直至夏天才接到噩耗，他在《顧亭林徵君卒》里專門記載了此事。他“深以不獲撫柩一哭為憾”，“涕下霑衿”（《山志》二集卷二），悲痛萬分。

次年，王弘撰將“讀易廬”更名為“顧廬”，以此寄托對顧炎武的哀思。李因篤在《題無異先生顧廬三首》的題序中有載：“異先生初輯是廬，學《易》其中，因以顏之。顧亭林先生至華下，借居之。亭林先生既歿，山翁改署今名。”而后的幾年間，王弘撰對顧炎武思念不已，過往的交誼歷歷在目，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作《哭亭林先生六首》，字字帶血，句句泣淚，字里行間滿是對故友的思念和悲痛。

此后，王弘撰曾三過顧炎武墓，焚香澆酒，祭奠先生，并有詩作。《再過亭林先生墓下作》中訴說“三年客江南，兩度撫君墓”。這次過顧炎武墓，當是在深秋季節，看見墓的四周秋花開放在萋萋野草中，先生長眠于此。王弘撰回憶起顧炎武與自己“明誓金石固”一般的“同心交”，“稽古啟愚昧，敏求祛冥悟”，言說顧炎武對他在悟道與學問方面的啟發與幫助，還提到他倆同謁鹿馬山的往事。長歌當哭，一哭再哭以至于三。《三過亭林先生墓下作》，詩曰：

與君長別九年矣，

白馬重來千里余。

獨拜荒邱凄宿草，

更揮老淚問遺書。

為憶神期恒若存，

莫將封禪比文園。

當年羊傅徒輕爵，

何似龍門有外孫。

自從康熙十八年年底，王弘撰與顧炎武分別而出游江南，“與君長別九年矣”——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他時刻在思念著顧炎武，起首的這句詩初讀如突兀而來，卻是王弘撰深深長長的哀嘆，飽含無限悲痛與生死兩隔的無奈。迢迢千里，只為“獨拜”顧炎武湮沒在荒草里的墳墓，末句“羊傅”指西晉的政治家羊祜，“龍門”指司馬遷，外孫指楊惲，《漢書·司馬遷傳》載：“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弘撰的悼亡詩，詩句凄然，讀之令人酸鼻。顧炎武在《廣師》篇里謂：“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信然。

明代以來，天下士子多研習王陽明心學。經過南大吉等學者的努力推廣，王陽明心學在關中開始興盛，雖然至清初，心學已成余緒，但是，還有不少學者仍然崇尚心學，例如名震天下的李颙先生。而顧炎武始終堅持“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學，與王弘撰有著共同的哲學與思想傾向。

王弘撰不但有詩懷念顧炎武，還把他寫入自己的專著之中，列入《顧炎武》專篇記述（《山志》初集卷三），在短短的300余字里，以自己的認識與切身感受，不僅寫出顧炎武之容貌氣質與性格特征，亦高度評價了顧炎武之勤苦于學的精神以及其精深的學問、文章和著作，非摯友知音不能為此文，其情誼真是曠世罕見。□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