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日 下午15時,財政部、教育部有關負責同志向新聞界介紹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有關情況。
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表示，不提倡媒體報道“貧困生呼吁社會捐助”，特別不提倡媒體在未來的幾個月之內，突然寫出一個困難大學生前面吊著牌子，上面寫著“我考上了某某學校，我沒有辦法上學”，然后呼吁社會捐助的報道 （見《重慶晨報》）。
目前正是各地高考錄取工作緊張進行之際，也是每年都會有一些學生因貧困而為上學籌集學費發愁的時候，甚至以往有的地方還出現了“學費殺人”的現象——因為交不起學費而導致貧困地區的家長自殺。一些貧困學生向社會伸出求助之手本是正常現象。而媒體發動社會捐助，也可以在國家助學政策之外，另辟一條社會助學的蹊徑。不能因為這種報道會有“負面影響”而“棒喝”。
的確，報道貧困生呼吁捐助的新聞，就像報道警察和見義勇為者“路見不平一聲吼”一樣，都會在揚善的同時出現“顯惡”的負面效果，因為正義和邪惡總是糾纏在一起的。但是，就像不能取消對正義行為的歌頌一樣，不能人為“封殺”此類“吁捐”新聞。 雖然媒體應該堅持正面報道為主，就像教育部那位發言人所說的那樣 “要以宣傳主流、宣傳國家政策為己任”；雖然一些媒體在報道 “貧困生呼吁社會捐助”的過程中，存在著夸大和煽情的成分，而且媒體本身就有 “放大”事件的功能，但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絕不是通過外界干涉媒體，給媒體報道“加框”、“定調”和“上套”。因為這種做法不僅干涉了媒體正常的報道活動，影響了媒體正常的報道自由，而且也干涉了讀者的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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