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職工包括一些工會干部反映，當行政與職工產生利益矛盾或勞動糾紛時，許多工會干部不敢站出來說話，而是巧妙圓滑地、膽戰心驚地周旋于兩者之間進行維持。他們既不敢得罪行政領導，也不情愿得罪職工群眾。在維權上，許多工會干部處于一種尷尬的境況。“我維護職工的利益，誰來維護我的利益”，這就是工會干部難以履行維護職能的癥結所在。
依筆者所見，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有五個方面
第一、工會干部管理體制問題。黨管干部是一條原則，但在企業里，這條原則并不通行，工會干部的職務升遷、待遇高低，是否下崗，大多是由經營者說了算。《工會法》規定企業不得隨意撤換工會主席，撤換工會主席要經上一級工會組織同意，但很少有企業履行這樣的程序。
第二、有關法律法規執行不到位。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工會組織的地位和權利是很大的。企業重大決策不經職代會通過是不準實施的，開除職工是需要經工會同意的，企業違反勞動安全法規，工會有權組織職工離開現場，工會有權代表職工與經營者平等協商，簽訂保護職工權益的集體合同，等等，還有很多權利。但是，這些權利在實踐中卻很少能行得通。原因就在于這些權利沒有法律的保障，違法的法律責任沒有落實。不經過職代會審議能怎么樣?開除職工不告訴工會能奈我何?集體合同不簽訂，簽訂以后不履約，又能怎么樣?不執法的法律責任誰來追究，誰來制裁?法律尊嚴的喪失在《工會法》執行中體現的是十分充分的。難怪有人把《工會法》稱為“豆腐法”、“棉花法”，即便是新修改的《工會法》也難逃此咎。
第三、工會干部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在當今社會，工會干部維護職工權益是需要有勇氣的，是要付出代價和成本的。敢于維護，是工會干部的優秀品格，但“我維護職工利益，誰來維護我的利益”問題不解決，勇氣也會沒有的。現在的問題是，工會干部維護職工利益，在求助于上級有關部門和單位時，也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支持和保護，一件事情的解決，往往需要經過多個程序和單位，需要到處求人，找關系，花錢，有的事情幾年也解決不了，把工會干部維護的勇氣都消耗掉了，把工會干部維護的棱角都磨沒有了。
第四、工會干部的素質還不適應。膽量不足，勇氣不夠，這在現實工會干部管理體制下，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但不少工會干部缺乏法律知識、現代企業管理知識以及協商談判的技巧，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在勞動關系日益復雜，工會維權任務日重的新形勢下，是很難適應的。
第五、工會組建率低。有的國有企業在改革改制中隨意撤并工會組織，新建企業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組建率很低，沒有工會組織，何以談維護?有的雖然建立了工會組織，但形同虛設，根本不發揮作用。在非公有制企業，先建后散的情況也不鮮見。
針對上述問題，工會組織要加大維權力度，必須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應該將《工會法》中有關保護工會干部的條款進行細化，提出保護工會干部的具體實施辦法；建立工會干部維權保護基金，對那些由于維護職工利益而在經濟上付出代價和損失的工會干部給予補償，對維權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工會干部給予重獎；建立工會干部維權保護體系，上級工會要支持和保護下級工會，形成一級保護一級的維權保護機制；探索和嘗試改革工會干部管理體制，在一定層次和一定范圍內，建立工會干部直管的管理體制；嚴格執行現有的有關工會維權的法律法規，對違法違紀的要敢于進行斗爭和依法進行追究；進一步加大依法組建工會的力度，為工會維權奠定組織基礎。 ■何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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